●陈诗启 ■厦门大学历史系  水海刚  郭崇江

■：陈先生您好！您是著名的学界前辈，同时也是诸多青年学子及学者仰慕和学习的榜样，在您的身上，有着中国知识分子认定目标、不畏艰难、努力 奋斗的精神。在从事学术研究的四十余年里，您取得了极高的成就。我们能不能先从您的人生经历开始谈呢？您能不能给我们谈谈您是如何走上学术研究道路的？

●：首先说一点，称我是著名的学界前辈、许多青年学者们仰慕的榜样，这几句话我觉得太过誉了，我绝不敢当。我只是一个长期从事研究工作的老年人，一个平凡的老年人，说不上有名。还有，说我取得了“极高的学术成就”，我发表的论文在学术界只是一般的著作，没有什么特殊的贡献。

我是怎么样走上学术研究这条路的？这大概要从我自厦门大学毕业后讲起。1941年夏天，我大学毕业，先后在国立中山大学附属中学、国立第一侨 民师范任教。1942年秋天，在时任厦大校长萨本栋教授的推荐下，我担任了闽西长汀县立中学校长。后来，因疲于应付人际关系，再加上对于机械的行政工作日益失去兴趣，便萌生转变就业方向的念头。1945年5月，我有幸进入母校厦门大学工作，但当时因并不具备从事大学教研工作的资格，便担任校总务处庶务主任。在任职期间，我便争取时间，全力充实知识，开始从事系外中国通史的教学。1953年，厦大进行大规模的教学改革，历史系课程激增，教学人员不足，我便被组织上委任为历史系讲师，专门从事教研工作，这是我亟盼多年的愿望，自此，我便一心一意地在大学从事教研工作。

■：我们知道，您刚从事学术研究时，是主攻明清史研究的，请问当时您是有意识地做这样的选择吗？

●：这实际上是和我的教学相关。我当时到历史系来，系领导就分配我教两门课，一门是中国通史里面的明清史，另外一门是中国近代史。我教明清史，就去查明代教材和材料，查到些明代很多工场的材料。从那个时候起，对工场、工人问题很重视。我们新中国是以工人阶级为领导的，我也就有意识地选做这个题目。我的第一篇正规的史学研究论文《明代的工匠制度》，是和当时的研究主流有关系的。

■：大学里的教学和研究如何相辅相成、互相促进而相得益彰，是一个让许多年轻教师为之头疼的问题，请问，您在从事学术研究生涯中是如何处理这两个方面的关系呢？

●：这个问题确实不太好平衡。我一进到历史系来，没有很多的历史知识，又需要教明清史、近代史这两门基础课程，任务很重，还要搞研究工作，当时也没有办法。所以，我第一年就完全做教学工作。教学的工作，我很注意三个方面：一个是理论，我们旧社会来的人，都没有系统念过马列主义，为了提高理论的修养，我就去听经济系的课。当时有很多老师都去听这门课，而且我还听了王亚南先生的课。理论很重要，学习马列主义，这个是基础和根本。第二个就是把全国各个大学有关明清史的教材都搜集来，自己整理一下，做自己的教材。第三就是有新的看法就吸收，这样做对自己以后的研究很有利。我就是从这三方面着手开始明清史教学的，并参考其它的书，同时，资料也搜集了不少，在教学的基础上搞明代工匠制度研究。在研究工匠制度时，开始我是学习列宁的《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这本书对雇工是怎么样一步一步发展起来的，都写得非常清楚。所以，我就根据这本书的理论来写。这些研究工作在教学当中，用写教材的方式来练习，教材有系统性、科学性，对论文写作的思维又有很大帮助，可以起到教学相长的作用。几年后，对教学的内容相对熟悉后，科研的时间也就相对充裕了。但是，既要教书又要研究，其实是非常困难的。我没有什么特别的方法，就是在时间方面拼命抓。周末、公休、寒暑假等等所有的时间，都不让它飞过去，都用来搞研究工作。真的没有什么方法，就是非常勤，非常用功，一点时间都不浪费。所以，我比别人搞的多一点，就是尽量利用时间，一分钟都不浪费。经过了两三年的刻苦努力，我的《明史讲义》被教务处作为交流教材，在各大学进行交流和使用。同时，在研究方面，我研究明代官手工业也取得了一点微薄成果。

■：在明清史的研究中，您从明代的工匠制度入手考察明代的官办手工业，并在1958年出版您的第一本学术专著《明代官手工业的研究》。请问，这一时期的研究为您之后从事中国近代经济史、中国近代海关史的研究奠定了什么样的基础呢？

●：我在 1959 年后专任中国近代史教学。跟着教学方向的转变，我的科研也向中国近代经济史方向转变。经济史专题研究中有个问题就是海关的问题。我就很奇怪，海关是中国管理进出口贸易的机构，为什么被外国人管？发现这个问题，对我影响很大。我研究海关史，就是从这里开始的。但是，研究海关史同其它的课题是完全两样的，并不是在官手工业基础上搞出来的，官手工业是我们中国自己的，海关是外国人把外国东西搬到中国来的，但之前教学、研究方面的经验还是对我后来的海关史研究有相当的帮助。在这一时期，由于我对于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的指导理论了解得不够深刻，因此研究成果并不多，可以说，只是为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添了一些砖瓦。

■：您是在一个极其困难的处境下展开中国近 代海关史研究的，在当时，究竟是怎么样的一种心 态促使您去开拓一个崭新的学术研究领域呢？

●：我之所以走这条路（指研究中国近代海关史），一个是文革中学校都关门了，我的工作也被停止了，工资只发生活费，我的家庭因为我的关系受连累，我的爱人也被划成黑五类，小孩子也受牵连。开头三四年是劳动，纯粹的体力劳动，比如拉车、养猪、种菜。到后来（1972年），我被定性为“内部反革命”，红卫兵觉得我已经定性了，他们就不大管了，不叫我再劳动了，把我关在我们历史系的资料室。资料室当时的负责同志同情我的遭遇，从不歧视我，每次都叫我提前下班去吃饭，甚至不分配我任何工作，我因此有了完整的空闲时间。与此同时，我的家人都在家里赋闲，这时我想，我们是读书人，呆在那边没有事做是不行的，心里不甘心时间白白浪费 ，因此 ，决定开始我的研究工作 ，这是一个（原因）。还有一个（原因），“四人帮”搞的那些文章，当时我们都要看，都要学习。“四人帮”的目的是适合的就拿起来，不适合的他就去掉，不是按照史料来做研究。这一点，我们作历史研究的人就很不赞成把史料乱改。我就因为这两条，下定决心，利用时间，写出实事求是的历史。那么，我为什么会研究海关史？因为当时，也不知道要管制到什么时候，“文化大革命”也不晓得什么时候才结束。认为选海关史这样一个比较大的题目，包含的问题很多，你关我多久，我就可以做多久。再就是海关长期为外籍税务司把持，它的所有档案长时间都不得为外人翻阅或研究，造成百年来学术界没有一部完整、系统的中国近代海关史。我决定利用空闲时间，填补这个空白点，把撰写一部比较完整的中国近代海关史，作为持久的奋斗目标。

■：我们知道，在长达八年的时间里，您在一个艰苦地条件下开始为研究中国近代海关史做准备，八年里，您和您的家人一共搜集、整理了高达三百万字的资料。我们很想知道，您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

●：当时，我被关在资料室，得以以资料员的名义，到学校图书馆各书库去查阅资料。当时学校教师阅览室的管理员同志对我很优待，让我进书库，什么书我都可以看，可以借出来摘录。所以，资料方面的问题就解决了。后来，由于不能进到书库里去了，恰好我有一个表弟在师范学院做老师，师范学院的书比我们这边的多，我要什么书，就写信给他，他借了书就寄给我。这样一来，这个问题就解决了。 但我一个人怎么能够抄这么多呢？后来想，家里的人都被划作黑五类，但都没有被管制，又都没有事做，家中生活清苦，被人歧视，受人监视，心里也都很苦闷，我就想叫他们做一些辅助的工作，他们的心里就不会那么痛苦。我就回家去告诉我的爱人：我们与其这样天天艰难痛苦，还不如来做一些工作，使大家比较痛快一点。我打算搞海关史，你们来帮我抄资料，将来假定做出成就来，大家都高兴。我的爱人同意这样做，就叫我的四个小孩子，两个男的，两个女的，全家一起抄写。我在资料室的时候，每个周六可以让我回家，我就把借的书偷偷地带回家去，让他们分工去抄。抄完了，第二礼拜我又再去借一批书，把这批抄完的书带回来，还给图书馆，一直这样做，差不多做了六七年。

■：1985年，由厦门大学与中国海关学会合办的中国海关史研究中心成立，这标志着中国近代海关史的研究已获学术界广泛承认，成为一门“显学”。我们知道，先生您在这期间做了大量的工作，您能为我们谈谈这个过程吗？

●：1979 年，我一被平反，就开始利用整理的资料写文章。我的第一篇文章，叫《中国海关行政组织》。这篇文章写完，就寄给《历史研究》。《历史研究》看到我这篇文章，非常高兴。杂志的研究室主任就写信给我，认为我的研究没有人做过，希望以后多发表此类文章，请我再写一些关于海关行政组织的和赫德的评论的文章。后来，我写了第二篇文章，论述清朝政府已不满外国人掌握中国海关，想要把海关改组，设立一个税务处，用税务处的官员来管海关。这篇文章也在《历史研究》上发表了，我当时很高兴，对海关史的研究更有信心了，我觉得我的研究对了路了，所以，从此以后，我就专心研究海关史。之后，看到许多文字资料，觉得中国近代海关很复杂，内容太多，我一个人没有办法研究清楚，还是组织一个机构，培养更多人来一起研究。1985年，我就想组织海关史研究中心。在学校的支持下，设法同福州、北京海关总署取得联系，在当时刚成立的海关学会的同意与支持下，于1985 年 11 月，成立 了中国海关史研究中心，我被推为研究中心的主任。我那时候年纪还轻，也有干劲，就接受了这个职务。成立大会开后，开头做什么？就是要巩固这个组织。组织怎么样巩固呢？就是要编一部系统的中国近代海关史，还有就是要准备召开国际研讨会，拓展学术视野并扩大学术交流。

■：中国海关史研究中心在成立后，厦门大学成为中国近代海关史的研究重镇。多年来，凡提海关史研究必提厦门大学中国海关史研究中心，陈先生不仅自己身体力行，同时也在人才培养、学科建设方面为中心的发展、壮大做了许多贡献，在成立之初，它的人员构成及工作重心是什么呢？

●：当时没有人搞海关史，我就邀请跟我志同道合、又有学术水平的一些同事合作研究。有两个都是我们系的教员，一个是林仁川教授，还有一个是傅宗文教授。还有当时经济学院的院长，以及现在在厦门大学出版社工作的薛鹏志同志（他当时是专职到中心来的工作人员），这样一来，有三四个人 了。中国海关学会不仅派两个人来，还出有经费两万元支持，研究中心就这样组织起来了。我自己当时对海关史研究最后会搞成什么样，也没有太多把握，我就招研究生跟我共同研究。现在的中心主任戴一峰教授就是当时的第一届研究生，前后一共招了大概七八个研究生。

中国海关史中心成立后，我们当时就在想，中国基本上没有人研究海关，少部分研究海关史的那些学者因为不能看到原始档案，所以研究也不系统。也就是说，中国近代没有海关史，没有一个系统、全面的海关史，所以，我就决心写一部集中、全面的海关史。我们搞了一段时间以后，别人也慢慢起来了。现在复旦大学也在搞，他们也成立海关研究机构了；在外国也有一些机构。除了集中精力编写海关史外，当时中心成立后的工作重心就是想要巩固和发展中心的组织，收集海关档案资料，编辑一部海关常用词语的英汉对照，翻译出版外国的著作，举办中国海关史国际学术讨论会，和外单位合作编译出版海关档案，出版《中国海关史研究中心动态》，报道研究中心活动情况，定期派员巡视各海关，协助各关关志的编写等。

■：中国海关史研究中心成立后，在您的倡议和主持下，先后主办或参与筹办了三次国际学术讨论会，扩大了国际交流，请问，您如何看待国际交流对中国近代海关史研究的影响？

●：国际交流是很重要的。但说起中国海关史中心参与或主办的国际会议，也算是机缘巧合。我从前是研究明史的，1958 年出版的官手工业这本书，虽然只有 11 万字。但这本书发行到香港去，香港大学校长、中文系的主任，看到这两本书，觉得很好，结论不错。天津南开大学郑天挺先生举办第一次全国明清史国际会议，邀请我去参加。香港大学校长王赓武教授，他也去参加。在会上，他与我交谈，提起看过我的这本书。后来，我就写信给他，我说我现在搞了个中国海关史研究中心，想举办一个国际会议。我们在世界上没有气、没有地位，香港大学世界上有名气、有地位，我说是不是请你们带头来举行这个海关史第一次国际会议。他回信给我说可以，他已经同研究历史的两位老师（谈过），请他们负责筹备。我就各个学校去查，看世界上有哪几个人研究海关史，就请他来。王教授也认识一些人，这样一来，我们同他合起来，举行了第一次的国际会议。这次会议，由中山大学、《历史研究》、《近代史研究》、我们厦门大学海关史研究中心，以及香港大学，五个单位联合合办，由我们研究中心牵头。来参会的有二十多人，并来了两个美国学者。在这个会后，中山大学等四五个单位同我们联系，要举办第二次会议。第二次会议在我们学校召开，由我们研究中心做主人。这次来的人就比较多了，大概有三、 四十个。第二次以后，我就计划在美国、日本、台湾继续开下去。我同美国来参加会议的学者商量，第三次在哪里开好？他建议还是在香港，在中文大学开。于是，在香港中文大学王赓武教授以及当时在中文大学任教的许倬云教授、我们学校的副校长郑学檬教授的帮助下，我们申请到台湾的蒋经国学术基金的资助，1995年，便在香港中文大学召开了第三次的国际会议。来参加会议的，大概有日本、加拿大、我们大陆，还有香港以及香港附近的大学，有四五个国家和地区的学者参加。这是我们海关史研究最盛的时候，一下子就召开了三次国际会议。三次 国际会议都出了一个动态，中国海关史的研究就传到外国去了，扩大了国际交流与影响。另外，通过三次国际学术会议的召开，海关史的基本问题，慢慢都清晰起来，经过反复讨论，大家深受启发，获益良多，这是关起门来做学问所不能获得的东西。

■：您先后在 78岁和 84岁高龄完成《中国近代海关史（晚清部分）》和《中国近代海关史（民国部分）》两部巨著（计 91万字），填补了历史学领域长期遗存的一大空白，为中国近代海关史研究留下了传世之作。请问，您自己是如何看待、评价这两部著作的？

●：我对自己写的这两本海关史，都不满意。因为我后来看到中华书局的那个《密档》（指《中国海关密档》），觉得差的太多了，所以，对出版的（《中国近代海关史》）觉得不满意。教育部把这本书（指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近代海关史》，系晚清与民国的合订修改本）列作研究生、博士生的教材，我心里 是很惶恐的。因为我看了《密档》以后，觉得里面每一句话都是实在的，这个是最好的、第一手的资料， 我这（两）本书相较《密档》差的太多了，需要作进一步的补充和修订。

■：我们都知道，中国近代海关是列强控制下的“国际官厅”，陈先生您能不能给我们谈谈该如何看待海关在中国近代所产生的影响？

●：海关总税务司，相当于现在的海关总署署长。总税务司赫德，他自己讲海关是国际性的。为什么是国际性的？因为是当时中国是半殖民地，这个国家可以来，那个国家也可以来做生意、开工厂。我们现在一般叫做它国际官厅。这个国际官厅对中国近代有什么影响？现在辩论很多，还没有最后的结论。我的看法是这样的，做研究不能根据你自己想象，一定要有资料作根据，没有资料，只有理论是不行的。海关是由二十几个国家职员组成的，它不是由一个国家（的人员构成的），所以，赫德叫它做国际性。（海关职员数量的分配），大概是按照当时各国对中国的贸易额，贸易额多的，海关就用这个国家的人比较多；贸易少的，人就用的少。（海关）虽然是国际性的，但主要是由英国掌握，因为英国最早来中国，中国的语言、风俗、习惯它都比较清楚，英国在中国的势力是最大的。所以，海关虽然是国际性的，但是，它的领导者是英国的，近代海关从成立到新中国成立，主要被英国人掌握。英国人为什么要掌握海关？这不是赫德搞出来的，最先是第二次鸦片战争后，英国人来同中国打交道以后，对中国的情况了解的很多，觉得要把中国吃下去很难，中国这样大，人这样多，你要怎么吃？你发兵来打，也不一定吃得了。他们当时就想出一个办法，仍然由清朝统治中国，但要由英国来操控，这个以英国为首的国际官厅就是从这里来的。各个国家怎么样听命于英国呢？这一点，英国人赫德很厉害，管的非常好。赫德管这么多国家，他单个人也没有办法，他就同清朝统治者结合起来，叫清朝来管全中国，他自己做太上皇。海关由英国人来管，我们中国是半殖民地，其它国家也要来抢这个海关的控制权，也要想做总税务司，他要弄的很圆滑，不然大家就不听话。他能弄成这样，平衡各方的势力，让海关维持正常的运作，是很厉害的。因为里面做事的都是外国人，什么科长，署长都是外国人，所以叫做国际官厅。

这个国际官厅是英国人做总税务司。既然是总税务司，大权由他掌握。总理衙门是清朝最要紧的 一个要害部门，海关在外国都是财政部管的，但是，清朝海关是属于总理衙门管的。但总理衙门也是保守的，对新的东西它都不懂，也不太愿意同外国人来往，它怕外国人来找清朝麻烦。海关是属于总理衙门的，赫德拉拢总理衙门拉拢的很紧。当时，恭亲王是洋务派，他主张要学外国的，同其他人不同。洋务派掌握总理衙门，要学外国，自己不懂的，只好向赫德学习，要赫德出来主持。1874年，赫德在英国成立了一个办事处，这个办事处等于第二个总税务司。赫德要做什么，都是通过这个办事处。赫德有个他最亲信的金登干，这是最服从他的人，金登干的活动，都是根据赫德的方针政策去搞的。清朝洋务派要搞军事，提倡建海军，但清朝的官员根本不懂得海军、军舰、军队。这些都要问赫德，赫德就借机打进总理衙门，它要买军舰，这个舰队要配什么舰，清朝总理衙门都不懂的；要多少钱，也不懂的，什么东西都要请问赫德。赫德同第一任总税务司李泰国不同，李泰国才 28 岁就做总税务司了，他年轻，火气很大，野心也很大，但没有眼光。赫德眼睛看的很远，他对清朝官员比较客气，能够使清朝得到一点利益的，他就尽量去替它办。所以，清朝看到他能替自己办事，就慢慢相信他了。最后，赫德就慢慢能影响到清朝的要人，比如恭亲王，同赫德最好了。他建海军，都是问赫德。赫德就叫伦敦办事处、他的亲信金登干去执行。他非常相信金登干，连他的家庭（赫德是在中国，他的家庭在英国）都交代金登干替他照顾。赫德工资非常高，在我们中国，一千两（白银） 一个月。还有，因为他掌管海关，当时中国要买什么东西，要通过他，他就让金登干在伦敦买，还可以赚到佣金。那个时期，清政府建设海军，他协助买军舰、大炮，光佣金就可以赚得很多。他又把钱都汇到 伦敦去，叫金登干替他买股票。这样一来，清朝同赫德搞在一起，海关力量慢慢变大。赫德叫中国要修铁路，要开矿，要建邮政局，这些当时中国没有的、 外国有的，他都尽量介绍来，所以，海关管很多事务。而且海关有钱，关税是由它管的。因此海关职责就慢慢扩大，比如航运、邮政等，后来还建了一个大 学——同文馆，包括英文、俄文，培养这些可以同外国人接触的人才。赫德也提倡派中国的孩童，到外国去留学，这样海关就可以慢慢用中国人，不必全用外国人。这一套洋务，都是赫德先搞起来的。所以，赫德把外国海关的制度搬到中国来，海关的制度是比较严密的，比中国的关税制度好的多了。海关关税征收对清朝十分重要，清朝很看重它，可以替它还赔款，第二次鸦片战争，赔英法的钱都是由赫德从关税里面拨付的，所以清朝对他很信任。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海关由外国人来搞，对中国是不是很有利？外国学者，包括美国学者他们都是这样看的，清朝之所以能够维持那么久，同赫德的海关的支持是分不开的。如攻打太平军，各海关都支持清朝的军队。清军都是用洋枪洋炮，太平军都是用刀枪，怎么打的过呢，太平天国运动结束后，清朝同海关结合得更密切了，也更加相信赫德。以后，赫德就借这个机会来发展他的势力，发展英国在中国的势力。赫德这个人，我们不光说他比较聪明，行政管理能力很强，海关管的很好。没有赫德这样支持清政府，清政府没有办法苟延残喘那么久。清朝对外战争都失败，失败就要赔款，这些赔款的支付也都是交给赫德办的。清朝到外国银行去借钱，没有赫德做中间人，是很难有机会到外国借钱。 外国为什么要借中国那么多钱呢？因为有海关关税作保，所以海关可以慢慢控制财政，进而控制清政府，又如把中国没有的外国邮政搬进中国，中国原来是民信局，那是旧的方法。海关把外国邮政制度引进来，邮政制度比海关规模更大。邮政是每省、每县，甚至乡里面都有，所以，清朝政府对于地方情况的了解有的不如海关清楚，各地方海关给赫德提供很多情报。赫德把这个情报传到伦敦去，伦敦金登干向英国政府要人报告。中国有很多事都是英国包办的，英国政府看对它有益的就支持，海关变成清政府的太上皇。现在辩论海关对中国究竟是有利还是不利，我的看法要回答这个问题，一定要先知道海关是怎么起源的，就是外国要用海关来管清朝，叫清朝替它管全中国。要怎么样管，它出主张，甚至同外国人打仗还要去请问赫德。所以，它的权力很大，它的情报通到伦敦办事处，办事处就通到英国的外交部，外交部就按照英国对中国的方针政策来办，这个方针政策就是要把中国沦为英国的殖民地。它怕其它的国家来抢夺它的地位，所以它就利用海关，因而海关等于清朝上司。

当然，这个问题现在辩论很激烈。一方面认为中国的海关变成英国对中国的统治机关；另外一方面，认为中国这些新的东西，比如铁路、开矿，都是通过海关传进来的，对中国是有利的。但是，这些引进来的东西，都由海关和赫德及英国指派的人做头，赫德是海关总税务司，还是总邮政司，下面邮政局，县里面的邮政也是海关管的，叫做邮政司。其它 凡是赫德引进来的机构，领导人都是海关委任的。虽然是他引进来的事项，客观上对中国是有利的，但是各种新的东西都归总税务司管，整个中国就变成海关管辖的了。英国政府也用这个办法来管中国，要把中国变成半殖民地，赫德这样管，这样拿，清朝的官员就慢慢发觉了，后来张之洞，刘坤一两个都反对赫德，联合起来写了报告给总理衙门，说中国假定是这样一点一点被他拿去，中国以后就变成英国人管了。他们非常厉害地攻击赫德，以后清朝也慢慢发觉了。

要评价英国如何侵略和控制中国，我看最要紧的就是评价赫德，因为海关在晚清时代基本上是赫德管的。现在已经把海关里面最秘密的东西，最关键的问题揭开了，就是中华书局出版的那九本密函（指《中国海关密档》）。这九本是很重要的，要研究海关史，这一部书我看是最好的。包括亲信的人来往的通信，另外，赫德也讲了些真话，他跟金登干讲，我就是利用我的地位把中国的东西搞出来。所以，我主张就用这部书，才能真正表现出海关的本质。海关自己写的文字，对中国有利的才讲，不利的它都不讲，它都删掉。赫德也很怕其它国家抢总税务司的职务。怎么抢，它里面都讲的很清楚。赫德也非常自私，他的儿子有点神经病，不能做什么事情，所有的事情都交给伦敦办事处。如金登干去外国，就请金登干的儿子来代理办事处，甚至还想让他的弟弟赫政（根据《密档》，赫政是一个酒鬼，整日到处游玩）接替他做总税务司。

■：先生您现在以 94 岁高龄仍孜孜不倦地每天阅读、笔耕，这种勤奋、刻苦、几十年如一日的治学精神值得我们每一位青年学者学习。请问先生，在完成上述两大巨著后，目前仍然在从事哪些方面的研究呢？

●：刚才我提过，我现在这几年来，都是在研究《密档》。《密档》九本，一共六千多页。因为资料太多，人家没有时间看，很少人引用，我想我既然关注海关史，这九本《密档》无论如何一定要去翻。所以，我用六年的时间把这九本《密档》每一行、每一字地看，看了以后，做出卡片来。先是把重要的东西都复印下来，然后叫我的女儿替我把重要的剪下来。你们看到的都是剪下来的，这个不会漏的，也不会错的。现在卡片一大堆，已经在分类了，大约进行了一半，大概一类可以编成一本书，估计可以编成十本。我自己现在已经 94 岁了，一本书假定用一年时间编写完，十本就要十年。我希望我能够再活五年，或者六年，把这个《密档》主要的东西编出来。我这样的年龄，编齐十本，恐怕没有办法。以前浪费了许多时间，现在年纪已经老了，动作太慢，但是，我还是遵照我们学校的校训——自强不息、止于至善。我就这样做下去，能做多少就做多少，一直这样做下去，做到眼睛闭起来为止。同时，我还想组织一个编辑委员会，把我的卡片资料贡献出来，希望你们后来的人，能结合这九本通信密函，写一部准确的、完整的近代海关史。

■：最后，想请先生以自身经验来谈谈给学界后辈的告诫和勉励吧。

●：我有几条建议。我们研究历史，一定要正确理解资料，不要歪曲，不能自己要讲什么就按照自己的意思去研究，一定要按照资料的本意，一点都不能歪曲。四人帮搞的那些文章都是假的，我是反对的。所以，我搞海关史，要提倡正确的史料，不能歪曲，这是一点。第二点，要有正确的作风。现在有些人写书，要人家对他的评论都讲好的，不讲坏的，这是他自己要提高自己的地位。还有一点，就是研究海关史是比较难的，一定要坚持下去，海关管的东西太多，范围太大。还有一点，要勤奋，海关的东西太多，档案、文件太多。武汉的章开沅先生，我生日的时候他写一篇文章，他说海关总署要每个海关都要写关史，武汉这个海关也要请章开沅先生写关史，结果资料一拿出来，一袋一袋，几十袋，他说我看了就怕了，就退了，意思是讲我不怕，还可以写那一本（《中国近代海关史》）。我现在还是抓紧一点点的时间，晚上睡觉睡不了，我还是想海关史。前两三年，有时候我失眠，十二点开始不能睡，到两三点钟就爬起来。糖尿病影响眼睛，眼睛不大能看，我还是坚持看一两个钟头，看到想睡了再去睡，我还是思思念念地想去搞海关史。我想你们两位也一定有这个决心搞下去，你们能搞下去，比我好的多喽，你们年轻，我已经是人生最后的阶段了……

后记

因陈诗启老先生身体不能支撑过长时间的谈话，故我们的访谈分为几次进行。每次访谈，老先生都要克服身体不适的痛苦，正襟端坐来面对我们两个后辈的访问，印象深刻，如镌字入石。几次访谈结束之后，从陈老先生家走出来，都是夜晚华灯初上时分，抬头望见一片星空，星空下，天水辉映之间的芙蓉湖畔，闪烁着老先生所秉持的厦门大学1921 年初创以来的校训——“自强不息、止于至善”。先生以一生之力，秉坚持、勤奋之道，筚路蓝缕，锲而不舍，披荆斩棘，开启了中国近代海关史研究一片新领域，为后来者奠定了坚实的研究基础，确实值得后学者敬仰。在学术研究日益失去其昔日神圣光环的今天，这种困境中的持守，实应是学人心中那片神圣的星空。惟有此，方上不负先辈学者开创之功，下以之为继往开来之望，谨此以与所有后学者共勉。

（原载《历史教学问题》2011年第3期，第36—4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