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我刚考入厦门大学时，听老同学介绍，当年8月，历史系新提升一位副教授，名叫韩国磐。他课教得很好，科研成果也名列前茅。为人态度和蔼，说话慢条斯理，在那高级职称鲜少的年代里，他的晋升是迅速的，可说是厦大校园内一颗闪亮的学术新星。尔后在为我们新生上隋唐史课时，我才真正领略了他的风采。他硕长的身材，一身长袍，讲课时声调抑扬顿挫，语句清晰，速度不紧不慢，中间稍加停顿，让人回味。由于他语言清楚，诲人不倦，笑容常挂在脸上，因而同学们都很爱听他的课。随着时间的积累，我才慢慢的对韩老师有所了解。
韩老师是江苏如皋人，生于农历已末（1919）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出生于一个破落贫寒的家庭，早年家道中衰，食不果腹，度日维艰。他自幼聪明好学，天资聪颖，成绩优异，藉宗族学田充作学资。抗日战争爆发后，没有多少时日，江苏也随之沦陷。他从江苏学院只身出逃，最后逃到福建武夷山，在寂静的群山中安顿下来，重新读书。当时武夷山交通闭塞，瘴气弥漫，野兽蛇蝎出没；先生此时不幸又得重病，此地难以存留。后持友好人士毛先生介绍信，辗转进入厦门大学。当时厦大为避日寇，迁校闽西长汀。此地虽山清水秀，但为穷乡僻壤，路隘林深苔滑。因他古文诗词俱佳，师生常结社赋诗；为补自己衣食之不足，先生常给富家同学教授古文诗词，换得一些饭钱。由于营养缺乏，因而疾病丛生，如高血压、糖尿病、肺结核、肝炎等，加上严重的痢疾，几致死亡。无钱治病，实在难以生存下去。他突然想起，顾祝同为江苏籍将领，遂冒昧致函向其救助，不料竟获回音，且送他一笔钱，虽然不多，但如久旱逢甘霖，生命有救矣！“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先生虽然疾病缠身，但学习未敢懈怠。在他所进修的科目中，因病重未去听课，所缺的正是魏晋隋唐史这一段，只能靠自己补习，不料却补成兴趣，矢志专攻，成为毕生研究的领域。
厦大是面向东南亚，面向华侨的全国著名高等学府，国内一些著名学者曾在厦大任教过。解放前如鲁迅、施蛰存、谷霁光、林庚、叶国庆等；解放后则有王亚南、卢嘉锡、林惠祥、章振乾、傅衣凌等，韩先生与他们都有交往。1945年8月15日抗日战争胜利，正好先生毕业，先在集美中学任教一年，1946年夏季，经叶国庆先生提议，聘用韩先生至厦大历史系任教，从而开始了在厦大长达57年的教学生涯。在其拓荒下，厦门大学建立了“魏晋隋唐史”和“中国社会经济史”两支学术队伍。解放前夕，叶国庆先生还为先生做红媒，将其女弟子介绍给韩先生为妻，因而叶国庆先生与韩老师的关系非同一般，当时韩妻是在厦门某中学教书。
建国初期，是韩先生学术事业的第一个好时期，他发表了《唐朝的科举制度与朋党之争》、《唐代灌溉事业的发达》、《关于魏博镇影响唐末五代政权递嬗的社会经济分析》、《隋中央集权与地方世族势力的斗争》、《唐代的均田制度与租庸调制》、《五代时南中国的发展及其限度》、《黄巢起义事迹考》、《略论隋朝的法律》等论文，以及《隋唐史略》、《柴荣》等著作；这些论文，具有开拓性的作用，引起了学术界的重视。侯外庐先生曾专门写信给厦门大学校长王亚南，对韩先生给予高度评价；并商调让韩先生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任职，被王校长婉拒了。
1955年，胡风曾上中共中央三十万言书《对文艺问题的意见》，接着全国在1956年秋季便掀起了反胡风运动，此时厦大也未能幸免。全校召开批判胡风大会，会上点名厦大胡风分子有郑朝宗、陈碧笙、徐元度、傅衣凌、韩国磐等，随即将他们羁押于校内，勒令这些人交代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行。这对于一位三十多岁，对新社会充满美好憧憬的青年学者，不啻晴天霹雳、肝胆欲裂，百思不得其解，索肠无从交代，几不欲生。幸好，反胡风运动短暂，也未查出韩先生与胡风有什么联系，而他又出身“贫农”，从小又备受煎熬，最后诬陷不能成立，给予平反。对他来说，也可说是坏事变好事，虽然身心遭受摧残，疾病缠身，然而对于这次事件，也获得了一定的经验，如十年后的文化大革命，他又被定为反动学术权威，虽然遭到批判，但却没有像上次那样惊恐了，白天被批判，晚上照旧安然入睡。
在反胡风运动之前，韩先生主持厦门大学学报日常事务，并担任教育工会工作。反胡风运动后，因为韩先生刚刚被整过，因而躲过反右派运动这一劫。运动后，他啥也不过问了，专门埋头于学术研究。从1957年到1965年，这是他学术事业的第二个好时期。此时，他发表的论文有：《关于拓拔魏时期奴婢的几个问题》，《唐宪宗平定方镇之乱的经济条件》，《北朝的手工业和商业》，《唐五代的藩镇割据》，《从均田制到庄园经济的变化》，《吐蕃和唐的亲善关系》，《魏晋南北朝的芍陂屯和石鳖屯》，《略述科举制度》，《论柳宗元的封建论》，《论唐太宗》，《科举制和衣冠户》等。其著作有：《隋唐的均田制度》，《北朝经济试探》，《隋唐五代史纲》，《南朝经济试探》。他也是我国早期运用敦煌和吐鲁番文书研究唐史的代表性作者，针对学术界唐史研究详前略后的现状，他特别注意研究唐代藩镇问题，研究唐代由盛而衰的转变，指出其间政治、经济和制度的种种变化，拓展了唐史的研究。他曾计划撰写隋唐经济史，然而由于政治运动的冲击，未能如愿。
1962年，郭化若将军到厦门视察休养，找厦大老师谈农民起义问题。王亚南校长推荐韩老师出席，交谈之后，郭将军颇感意外，遂由历史谈到文学，以至诗词酬唱，成为莫逆之交。将军与教授在古典诗词上意趣相投，爱才之心顿生。将军见韩先生身体多病，难以胜任科研工作，亲自安排他到南京军区疗养院疗养一年，增强抗病能力。1966年，文化大革命席卷神州大地，韩先生作为厦大“三家村”之一，和校长王亚南首先被打到，关进牛棚，家被抄了好几次。因他平时在学生中威信很高，因而红卫兵在抄他家时，还是比较文明的，近拿走文学书籍，历史书基本留下，只是在书柜上贴上封条而已。整个文化大革命期间，虽然多次进“牛棚”，但没有受到武斗，与严楚江、汪德耀、陈诗启等教授相比，他算是幸运的。令他伤心的是他的某些学生，说他在《论唐太宗》一文中，论述唐太宗前十年国家治理得很好，尔后十年因骄傲自满，统治走下坡路，这是影射毛主席。大字报铺天盖地，这可是要砍头的，使他胆战心惊。他本来体质很差，如今更是全身浮肿。其妻自反胡风运动后，因受株连而失去工作，此时韩先生工资被扣，仅发生活费，其困苦状况可想而知！
由于备受政治运动的煎熬，受了很多气，平时只好往肚里吞，结果闹出毛病来，经医院检查，乃是食道癌晚期，经过各级组织和亲友的关怀，最后入住福建省立医院，由李温仁大夫亲自主刀，手术很成功。1975年，在其手术后，由厦大党委书记曾鸣，亲自为他联系福建干部疗养院，进行化疗疗养。在养病期间，应人民出版社之邀，再次修改《隋唐五代史纲》，发行十万册。那是一部用生命写就的书，是一般常人难以想象的！
“四人帮”被粉碎后，韩先生欣喜异常，同时也迎来了他学术事业的第三个好时期，他参与并主持申报厦门大学的历史学博士点，组建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团队，招收研究生，撰写了《隋唐五代史论集》、《魏晋南北朝史纲》、《中国古代法制史研究》、《唐代社会经济诸问题》、《南北朝经济史略》等专著，并先后发表了百余篇学术论文，还兼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福建省政协常委。1982年，其最小的儿子韩昇，考取日本文部省奖学金，赴日本留学，韩先生亲自送儿子到船边，叮嘱其学成归国，报效祖国，第二年春节，他写下了一首《示儿诗》，其诗曰：“域外逢佳节，情当倍思亲。毋为儿女态，应与泗洙邻。事业鲲鹏志，文章班马醇。学成归国后，漉洒洗清尘。”谆谆教诲，反映了老教授的爱国情怀。2003年4月，韩先生因真菌感染发烧，送往厦门市第一人民医院，注射抗生素，翌日肝脏损坏，心力衰竭，不幸逝世，享年84岁。
我与先生交往不多，仅在厦大读书时，听过他的课，而他又住在鼓浪屿，因而更无法联系，但对先生的为人及渊博的学识是非常崇敬的。在他入住省立医院时，我曾与邓华祥同学一起去看望过他。调回安徽后，我曾先后写过两封信，向他请教馆藏敦煌“二娘子家书”及写经“太玄真一本际经卷“的年代问题，他都做了认真的考释，并答复我的疑问，令人难以忘怀。先生已仙逝五周年了，尽管岁月荏苒，往事依稀，但韩先生留给我们的印象，却清晰无比，通过耳濡目染，我们深感他为历史科学、为祖国培养历史人才为己任，坚守坚持教学岗位，甘当人梯的奉献精神，委实光彩照人。先生对历史科学，对人民教育事业所倾注的心血，永远值得称颂。57年的教学生涯，风风雨雨，最后欣逢改革开放的年代，大展宏图。但天不假年，先生驾鹤西去矣，哀痛何极！今值先生逝世五周年之际，特撰此小文，以寄哀思！
2008年4月于安徽省博物馆
原载：厦门大学校友总会https://alumni.xmu.edu.cn/info/1022/1802.ht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