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名片】

徐长青，1988年毕业于厦门大学考古专业，毕业后在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从事考古发掘和文物保护工作。历任考古研究室主任、副所长，现任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南方文物》主编。省政府津贴专家，省百千万人才，省中青年文化名家。国家文物局重点文物保护工程评审专家，省文化高级专业技术资格评审专家。

一、初识厦大

对徐长青来说，报考厦门大学考古专业完全是一个巧合。“因为我自小在农村长大，对外面的很多事情都不了解，在报考大学的时候，也不知怎么选，只是想做点单纯的学问，校长大笔一挥，帮我报了厦门大学考古专业。”然而一到学校，徐长青就傻眼了：这才知道厦大考古专业是属于历史系的（后改为人类学系），而自己高考的所有科目中，历史得分最低。还好后来发现，虽然基础有些薄弱，但考古更需要优秀的实践能力和操作能力，因此历史知识的薄弱并没有构成学习考古的一个重要障碍。徐长青本科班主任吴诗池这样评价他：“他是班长，在学生中动手能力很强。”

和其他专业不同的是，考古专业的学生在完成理论课程学习后，需要下农村进行半年的田野考古实践，因而动手能力在考古中格外重要。检验动手能力的基本办法就是挖探方。挖探方不是简单地挖土，需要用自己的专业知识挖好土：墓葬怎么找边、墓葬分布情况怎么样、探方地层堆积反映了古代什么样的遗存，这不但需要有较为扎实的生活常识，还要有良好的空间思维和逻辑思维能力。当时的很多同学，连锄头都不会拿，挖掘对他们来说是一件苦差事。而出身农村的徐长青对泥土有一种天然的亲切感，探方总是挖得整整齐齐，地层判断得很精准。一天的工作结束后，徐长青还要对当天发现进行及时记录，并且形成原始的文字资料、图片资料，之后还要形成一个科学规范的考古报告——判断地层的成因情况，推测历史人类生产生活活动等等，为了画好一幅地层图，徐长青经常加夜班加到天亮。

虽然很辛苦，但在田野考古实践的过程中，也会发生很多有趣的事情。在工间休息时，徐长青和班里几个身强力壮的同学经常和当地农民进行挖土比赛，别有一番趣味。此外，在农村最大的乐趣就是和老乡比酒喝。“一天工作结束后，老乡会邀请我们到他们家里喝酒。那时候农村还没通电，一到晚上村子黑灯瞎火的，我们就穿着套鞋，拿着手电筒，小孩子们见到城里的大学生来了，欢声雀跃地围着我们，一行人热热闹闹走到老乡家里，老乡就拿出珍藏的自家陈酿一起喝酒聊天，一天的劳苦也就随之飘散。”

二、考古风云

本科毕业后，徐长青没有立即投身考古事业，而是准备到江西广播电视台当记者。这时，班主任吴老师的一番话点醒了他：“吴老师跟我说去电视台不如去考古所，做考古以后可以成为受人尊敬的考古专家，而且是越老越吃香呢！这也是支撑我在考古行当坚持下去的动力之一。”于是，徐长青放弃了进电视台的机会，报考江西考古所，坚定地投入了考古事业中，一干就是二十八年。

回顾二十多年的考古生涯，徐长青印象最深刻的一次考古经历是1989年参加的新干大洋洲遗址发掘。新干大洋洲遗址位于江西省新干县大洋洲乡一带，当年9月份大洋洲乡组织了数千民工维修赣江大堤，在取土的过程中发现了该遗址。当时，徐长青和江西考古所的同事正在附近一个墓葬进行考古发掘，“那天早上天还没亮，县领导就跑到我们工地上说大洋洲发现青铜器了，我们一听立马就赶过去了。”由于大洋洲文物刚发现时遭到了村民哄抢，公安局同志连夜收缴，徐长青一行人先看到的便是收缴上来的文物。“我一看还真是青铜器，这个我太熟悉了。”原来徐长青毕业论文和青铜器有关，对商代青铜器造型特点很熟悉。看到青铜器后，徐长青意识到这个墓葬的重要性，立即马不停蹄赶到现场，“我看到沙丘上分布了很多残破青铜器和残片，心里特别激动，心想‘天哪！我看到什么东西了！’”原来，长期以来历史学界和考古学界认为，在中原拥有高度发达的商周青铜文明的时候，整个南方地区尚处于“荒蛮服地”的原始社会状态，而新干大洋洲大量青铜器的发现，证明了早在3000多年前，赣鄱地区就有着较为发达的青铜文明，有着一个与中原殷商王朝政权并存发展的青铜王国，这一发现将改写南方的历史，甚至将改写中华民族的历史！徐长青和同事们立马投入现场的发掘，“当时设备简陋，甚至连照相机都没有，我就给发掘现场画图标记。”由于当时的保护措施有限，许多第一手资料没能及时获得，以至于学界对此众说纷纭，其遗址的真实性问题一直受到质疑。加之宣传不到位，让新干大洋洲遗址没有得到应有的关注和地位。提及此事，徐长青唏嘘不已：新干大洋洲本应是江西考古目前为止无法逾越的高峰，却最终因为资料提取科学性不足而成为了一件憾事。

基于此前车之鉴，在海昏侯墓的发掘过程中，政府调集了全国各方面专家，多学科介入，使得文物保护面貌有了根本性的变化。此时身为江西考古所所长的徐长青，担任项目总指挥和总负责人，主持南昌海昏侯墓以及侯国都城遗址发掘与遗产保护：“技术问题和具体工作由专家组和项目领队负责，我作为总指挥，主要对项目规划设计、项目进度、保护过程、研究过程、宣传过程进行全盘考虑。”新干大洋洲遗址的教训给徐长青带来的震动太强烈，因而在主持海昏侯墓发掘中，徐长青对墓葬及文物的保护和宣传更加谨慎和投入：“新干大洋洲遗址、曹操墓等教训太惨痛，在刚发现海昏侯墓时，我们没有声张，在确定墓主真实身份后才进行宣传，避免了负面效应。”海昏侯墓出土文物在发掘期间进行展示，在全国也是很鲜见的例子，但徐长青认为这是必须的：“刚开始我们也是如履薄冰，文物离开原来的水土后会有很多改变，但是文物展示作为公众需求的一部分，我们决定坚持下来，当然，我们一定是把文物安全放在第一位考虑的。”虽然如此，在展览中仍不免受到质疑，徐长青表示，在这个过程中，“考古工作者会听到很多杂音和非议。在发掘过程中，要学会和媒体及公众打交道，获取他们的支持，并不断改进我们的工作。”

三、闲话日常

“在所有专业中，考古是最长寿的专业之一——我们呼吸农村天然的空气、吃着田里新鲜的蔬菜，经常和村里大队书记一起喝半天的劣质啤酒、一起讨论工钱。”徐长青笑言道，这看似调侃的话恰恰反映了考古工作常态。

与荧屏中的神秘刺激的考古探险不同，现实中，考古的日常是略有些枯燥的。经常是日复一日的挖掘、记录、整理，远离城市，消遣活动也很少。徐长青回忆说：“我参加工作那会儿，工作条件很差，没有厕所，也没手机、电视机，工作外消遣活动也很少。现在条件好多了，但是常年要呆在工地，生活也相对单调些。” 风吹日晒、寒冬酷暑，每天都要进行田野工作，因此考古工作者经常风尘仆仆：“我们那时候流行一个说法：考古专业的人远看像要饭的，近看像抓蛇的。”——考古现场多在乡间，很多地方是不通车的泥巴路，走路时大多穿球鞋，踩到泥巴灰不溜秋的，一身斑斑点点的泥点，背着装满工具鼓囊囊的蛇皮袋，远远望去像讨饭的。有时为了判断地形，考古工作者拿着棍子在地层敲敲打打，像在抓蛇。提及此，徐长青还说到一个趣事：“有一次考古过程中有一个领队，他要去招民工，当时高速公路也在招民工，结果我们队长去的时候被人家项目办当民工去征用了，他说他是来招人的根本没人信——哪个招人的‘领导’脏兮兮的一身泥巴？”考古之辛劳可见一斑。

除了日常工作外，考古工作者还要经常跟村民打交道，解决用工、用地、劳务纠纷等问题。考古要求体力量比较小，但很耗时间，一般要耗费七八个小时。有时候雇佣的务工人员会偷懒，和考古工作者产生摩擦：“天气热的时候，有的老乡借口休息一下照看家里的老人小孩，结果一下午都没回来，就很耽误我们的工作。”

出于工作需要，徐长青经常出差，在工地一呆就是大半年，只有过年才有时间回去。“有一次我回家，刚要推开家门，儿子堵住门不让我进，问我‘爸爸你什么时候走’。因为我常年不在家，一回来呆不了几天就又要回工地了。”这也让徐长青对家庭心怀歉疚，因而他一回到家里都很勤快，积极做家务事，更是烧得一手好菜。现在交通便利，回家方便很多，每逢假期徐长青就争取多回家看看。

在这个过程中，虽然有这些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但在徐长青看来，考古仍然是一件有无穷趣味，值得自己坚持不懈去上下求索的事业。“考古就像是看无字天书，每天不断去挖掘，每天都有新鲜资料新鲜的东西。”正是对考古的热情和浓厚的兴趣，让他坚持下去，并不断前进，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四、余心所向

毕业后，徐长青对母校念念不忘。06年厦大向他发出回校任教的邀请，徐长青非常激动，马上办理了离职申请，本以为很快就能回到母校怀抱，然而由于原单位不肯放人，直到08年该政策截止之时，档案问题仍迟迟解决不了，回校之事只好作罢，就这样徐长青在毕业二十年之际与母校擦肩而过。回校任教之事未竟，厦大情结始终未泯。怀着这样一份心情，在儿子高考填志愿的时候，徐长青让孩子填报了厦门大学，也成为了厦大人一份子。

四年的厦大生涯，对于徐长青来说，不是结束，而是一种开始：虽远在江西，徐长青仍然非常关注厦大学子动态。江西考古所是厦大传统友好单位，每年都有一批厦大毕业生来这里实习，他自己更是带了不下十届毕业生。

值厦大95周年校庆之际，面对母校邀请，虽然考古任务繁重，徐长青仍抽身前来，向母校学子办《走近海昏侯》讲座，并参与人文学院举办的东南考古研讨会，为母校考古学科发展积极建言。今年，徐长青被聘为厦大的兼职教授，也算弥补了当年未能回母校任教的遗憾。

时隔多年，再次回到厦大，徐长青对母校的热爱依然不减，他坦言：“厦大对我的影响是终生的。无论何时，只要母校需要，我都会倾力帮助，对母校的学科建设，和其它各方面的支持自己都是责无旁贷的。”

考古这本“无字天书”，徐长青将用毕生的精力将它“读”下去，与厦大的缘分，亦将长久地持续下去。在今后的岁月中，厦大学子将在五湖四海，再续辉煌，天之涯，海之角，都将遍布厦大人的脚印，为社会建设贡献自己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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