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7月，17岁的我从厦门第一中学高中毕业，参加高考，厦门一中开具的毕业证明书上有我的照片，一副少年不知愁滋味的模样。

那时候的我太幼稚，没什么心思，而且当时也缺乏“入学全攻略”之类的指南，不知道大学、专业有什么等级，如何报考，只凭自己对文学史地的爱好，选择学校、填报志愿，考试完毕自我感觉颇为良好，高高兴兴地回老家龙岩玩了一趟。

8月27日，收到厦门大学录取通知书，我荣幸地考入厦门大学历史系。彼时，装有通知书的是福建省统一印制的“牛皮纸小信封”，由学生报考时自己填写考生姓名及通讯地址，录取时，还需在发件栏上盖以大学名称和校址的印戳。这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信封，不知为何我没有将其丢掉，便悄无声息地在我的书堆里躺了六十年。

封面贴的是一张纪念邮票，当时我把它剪下来集邮了

邮戳日期是57.8.27，厦门当地的信应当是朝发夕至的

那个时候的厦门，是中国东南的海上小城，全市人口仅56万，地处海防前线，几乎没有什么大型的建设。1957年1月成立的厦门市公交公司，只有营运公交车6辆。是年4月，鹰厦铁路通车，首列客车才抵达厦门。

我们入学的时候，厦门大学共有九个系，文科中文、外文、历史、经济四系，理科数学、物理、化学、生物、海洋五系，招收本科新生703人（海洋系只招3人）。加上老生，全校学生近3200人。

9月12日，新生报到。我是本地新生，家住大同路，来厦大报到时，独自提着一个小藤箱，内装录取通知书中要求的材料和若干生活用品、换洗衣服，就近叫了一辆三轮车，沿镇邦路、水仙路、同文路、民族路、大学路到厦大医院，抄小路来到厦门大学办公大楼——群贤楼，才知道新生报到在工会俱乐部（后拆建为今建文楼）前，遂折往。

当天新生报到的程序是这样的：厦门大学迎新组发给每个同学一张程序单，由新生依序到各科摊位办理报到手续，先到教学行政科交准考证、录取通知书、学历证件、在职干部离职证件、相片6张；二到事务科交户口转移证；三到校产科分配宿舍；四到膳食科交粮食、油供应转移证和膳费；五到团委会交团员转关系证件。每科手续办完后都要由各科盖章，程序单由同学自存。

我按程序单办妥手续，单上盖了各科经办老师的私章，校产科老师填写了分配宿舍号，团委会收件人只画了一个钩号。这份新生报到程序单可证当年行政干部依规办事的认真与负责。我保存下来了，也许它是当下惟一存世的“文物”了。

当年，我们班上有48位同学，加上复学的4人，共有52人，但与1956年级招生三个班103人相比，减少了近一半。同学除来自华东地区上海、浙江、福建的应届高中毕业生外，有几位调干生，年龄最大的30岁；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有四分之一是华侨学生，分别来自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泰国、缅甸。然而，令许多男生失望的是，全班总共只有三位女生，而且都已经成家了。

报到后，由老生引路至宿舍，女生住丰庭第一楼，男生住芙蓉第五楼。丰庭第一楼距工会俱乐部只隔了一条马路，是1951年建成的三层女生宿舍。芙蓉第五楼坐落在芙蓉第四楼的后面，是1957年新建的男生宿舍，呈长方形一字排开，共3层，被2个4层前后突出的端头分为3段，每个房间住6～8人。每层中段有个中厅，可供学习或开会之用。两个突出的端头与宿舍成十字形，配上楼梯和浴室、卫生间，外墙白色花岗岩条石，衬砌红砖，红白两色相映交辉，当时的楼前则是一片空地。

芙蓉第五是我们展现青春活力的起点，这是当年全班同学在芙蓉五楼下空地与老师的合影

9月15日，我的户口正式移入厦门大学，此后从学生集体户到教工集体户再到居民户，只在校内移动，至今未曾迁移出去过，成就我与母校一个甲子不离不弃的奇缘。

厦门大学是1921年华侨领䄂陈嘉庚先生创办的。他眼光独具，选中厦门岛五老凌云、面向海洋的风水宝地，奠下“南方之强”的基石。1924年9月思明县公署布告，核准厦门大学用地界址：“西自中营炮台旧址起，缘埔头山、峰巢蒂山越澳岭、赤岭而上鼓山以达五老山之极峰为界；东南自西边社起，缘和尚山后河越覆鼎山、观音山后过官后山许坪钟山汇；西东界线于五老山之极峰为界；南至海为界。”早期建设仅利用了演武场范围的四分之一，以群贤楼群为代表，正如鲁迅所言：“一排洋房建在沙滩上”。1953～1955年，陈嘉庚主持建设了以建南大会堂为中心的建南楼群，和男女学生宿舍芙蓉楼群、丰庭楼群，成为新厦大的地标。

厦大校园本无围墙，也就没有正式的校门。进出口有好几个，并无专人管理。在我们入学前些年，在北村对面通往同安楼的路口，建了一座混凝土的校门。从厦门市区到厦大的公交车，从蜂巢山下来，一眼望见校门，就知道厦门大学到了。下面这张厦门大学远景照片，展示的便是当年的风姿：

最前面的平房是北村厦大工农速成中学的教室，马路对面白色的建筑就是校门。校门后有一条沙质马路通同安楼，即达厦大的行政中心群贤楼。最后一排大楼是以建南大会堂为中心的建南楼群。左边是学生宿舍芙蓉楼群。校门以内是一大片的农地和空地，现在看来，校主陈嘉庚先生是用校门的形式立地界，保护厦门大学的土地权益。但因为厦大公交车站设在大南路口，很少有人倒退回去，通过这座校门进入学校，渐渐显得孤单寂寞，最终被废弃。

尽管如此，投奔厦大的学子，仍视它为厦门大学的标志，是我们身份的证明，在这里留下印记。我们在厦门大学校门留下的合照，也因此成为历史的见证。

大一是我们的金色时光，学生生活十分美好，我们吃在芙蓉第二楼边的竞丰膳厅，膳费每月8元，菜色丰富而便宜，分装在小碟子里，一份有三、四种，任人挑选，早餐4分，中晚餐8分。早晨起床有免费的豆浆饮用，膳厅工友把一大桶豆浆送到每座宿舍楼下，由同学自取，每人一瓢。上午课间操时还有免费豆浆，由工友送到教室楼下。可惜好景不长，第二年这种待遇就被取消了。

此时，“反右斗争”已经告一段，历史系老师没人被打成右派，虽然政治运动频繁，教学还是正常进行，让我们初识入学的门径。我们的老师，有厦门大学第一届（1926年）毕业生林惠祥教授和叶国庆教授。他们成名较早，是历史系元老级人物，事实上，这时的他们也都才50多岁。

林惠祥教授大学毕业后赴菲律宾留学，1928年获人类学硕士学位。他是中国人类学的先驱者、中国东南田野考古的开拓者、中国现代研究台湾的开拓者，集人类学家、民族学家、考古学家于一身。1935年，34岁的他就任过厦门大学历史社会学系主任。1950年为厦门大学历史系主任，1953年出任人类博物馆馆长，1956年兼任南洋研究所副所长，二级教授。我们在参观人类博物馆时见过他，听说他要开考古学通论的课，大家都特别的振奋，我还特地买了一本《考古学通论》来读，不料还没等到听他的课，便传来他1958年2月13日逝世的噩耗，我和同学们还一起参加了在风雨球场举行的追悼会。

叶国庆教授大学毕业后，于1930年考入燕京大学历史研究部研究生，师从顾颉刚、许地山教授，与著名的历史地理学家谭其骧同学。1932年返校任教，是先秦史方面的专家，1945年代理历史学系主任，1949年任历史系主任，1958年，在林惠祥教授逝世后，接任人类博物馆馆长。

人类博物馆馆址是1923年建的博学楼，厦大早期的学生宿舍，1953年改设为人类博物馆，是我们向往和崇拜的厦门大学历史学地标。当年我班同学还陪同到校联欢的杏林纺织厂女工到此参观。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厦门大学几经扩建，我们心仪的校门，留下我们大一青春记忆的芙蓉第五、丰庭第一宿舍，竞丰膳厅，早已化为尘埃，或被新建的楼房所取代，只有这座人类博物馆，容颜依旧，诉说那昔日的荣光。

历史系主任傅衣凌教授时年46岁，是本校第九届（1934）毕业生，1935年东渡日本，留学法政大学研究院。中国著名的明清史、社会经济史大家。1950年回母校工作，1952年起，出任历史系主任。在新生入学的大会上，傅衣凌先生介绍历史系的专业特色和教师阵容，鼓励我们好好学习。他说话福州腔很重，具体怎么说已记不得了，后来他代表历史系提出“北上燕京，南下广州”的口号，鼓足干劲，力争上游，赶超北方的北京大学、南方的中山大学，让我们青年学子热血沸腾，心向往之。

韩国磐先生是青年教师的佼佼者，中国史学界的后起之秀，本校第二十届（1945）毕业生，1946年任厦大历史系助教，1956年37岁升为副教授，已出版著作多种了。

我本来就没有专业对口不对口的想法，了解了老师们的成就，不禁肃然起敬，更钟情于历史学专业，一心一意，毫不动摇。我用菜票换钱买来傅衣凌老师的《明清时代商人及其商业资本》、《明清江南市民经济试探》、韩国磐老师的《柴荣》、《隋唐的均田制度》、《隋炀帝》等书来读。在他们指引下，我走上治史之路，六十年如一日，从未停歇。

作者：杨国桢，厦门大学荣誉教授、人文学院历史系博士生导师。国家有突出贡献专家，原全国政协委员，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2017年4月获厦门大学南强杰出贡献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