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90年代，厦门大学与美国斯坦福大学、台湾“中研院”民族学研究所合作进行的闽台社会文化比较研究，是一次中国社会经济史学与人类学研究方法相结合的尝试。
一、 合作研究的缘起
1987年，美国的鲁斯基金会公开接受美国各大学的申请，拨款资助中国研究，尤以美国学者与中国大陆及港澳台学者的三方合作项目为优先。在中国人类学研究上享有盛誉的斯坦福大学人类学系教授武雅士（Arthur P.wolf）觉得机会难得，决定申请闽台比较项目。武雅士长期在台湾做田野研究，和“中研院”的李亦园院士、民族学研究所庄英章所长有一定的合作基础，而厦门大学历史系的傅衣凌教授、杨国桢教授先后赴斯坦福大学客座研究，相互也有着密切的学术联系。更巧的是，杨国桢与庄英章1985～1986年同在斯坦福大学研究一年，彼此在搜集研究契约文书、族谱、碑刻等民间文献资料方面有共同的学术爱好与研究志趣，常常相互切磋，建立了私人友谊。武雅士于是请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研究员张富美居中引线，促成三方的合作。
我接到来信后，即与台湾研究所所长陈孔立教授、人类学系主任陈国强教授相商，他们表示愿意参加部分研究。于是由我向校外办和主管的副校长请示，征得同意后与武雅士教授商议研究计划的细节。根据武雅士教授的提议，经过三方交换意见，最后确定在福建设12个田野调查点，在台湾设10个田野调查点，每个点下三个村，用3年时间，对每个村六十岁以上男性和妇女各50人开展问卷调查。调查内容是传统农村（福建1950年以前，台湾1945年以前）的地方社会和风俗习惯。那个时候，美国学者到福建或台湾合作研究不成问题，而福建与台湾之间不能直接往来，两岸学者如何合作研究则是大问题，所以设想3年内每年在斯坦福大学举行一次三方学者参加的学术研讨活动，间接地实现闽台学者的合作与交流。
1988年3月，我赴京出席第七届全国政协第一次会议，恰好武雅士教授参加斯坦福大学教师旅行团到北京，打算与我面谈。但当我要去找他时，宾馆服务员却回复说他刚刚退房走了，失去当面沟通的机会。尔后用书面交换意见，难免费力费时。这年夏天，鲁斯基金会批准项目资助，武雅士急于签署合作协议，但如何签署，三方却意见不一，有一种意见认为理应是一份协议三方共同签署，并有在香港举行之提议，但由于两岸政治的禁忌，窒碍难行，最后三方一致同意，改为由美国斯坦福大学分别与厦门大学、台湾“中研院”民族所签订协议。为了避免不必要的干扰，协议达成后，希望不作公开报导。至于合作研究项目的名称，福建方面称为《福建与台湾两省风俗习惯的比较研究》，台湾方面称为《台湾与福建两地区民族志基本调查与比较研究》，后来通称《闽台社会文化比较研究》。
在与斯坦福大学签订协议之前，我们按照规定，提请厦门大学向国家教育委员会申报。1988年12月21日，获得国家教育委员会的批准。
1989年3月22日，我和武雅士在厦门大学签署了《合作研究协议书》。校领导和外办负责人到场见证。
二、福建田野研究的展开
合作协议签署后，我们开始搜集各调查点的文献资料，包括清至民国时代的地方志、文集、族谱、民间文书和土地、户口、民族、婚姻、宗教等档案资料，为开展田野调查做准备。根据初步访查的情况，对条件不具备的调查点加以更换。台湾方面则制定田野调查问卷，以便三方讨论后确认执行。
这时，随着台湾同胞到大陆探亲的大门打开，海峡两岸的关系有所缓和，台湾学者可以申请到大陆文教交流了。因此合作协议中两岸学者到斯坦福大学间接交流的计划随之改变，决定三方在厦门大学商谈并启动福建田野调查。
1989年11月，美国学者武雅士、葛希芝、张富美，台湾学者庄英章、潘英海等来厦门大学，9～10日，在南洋研究所三楼会议室讨论合作研究计划，厦大与会者有历史研究所的杨国桢、陈支平、林汀水、邱松庆，博士研究生郑振满、郭润涛、张和平、曾玲、周翔鹤，硕士研究生苏鑫鸿、鲍一高、张崇旺、赖红梅；台湾研究所的陈孔立、陈在正、邓孔昭、陈小冲等，人类学系的陈国强、蒋炳钊、叶文程、吴绵吉、郭志超、石奕龙、曾少聪、邓晓华、范可等。
田野调查采用人类学的问卷方法，参与者集中对台湾学者设计的三份问卷：主要报导人问卷、六十岁以上男性问卷、六十岁以上妇女问卷展开讨论，取得共识。
会后，美国、台湾学者一行在台湾研究所陈在正、邓孔昭等陪同下，到南靖县田野调查点考察。
11月21～22日，历史研究所的杨国桢、郑振满、曾玲，人类学系的叶文程、庄景辉、石奕龙，陪同庄英章、潘英海教授到泉州考察。
24日，杨国桢陪同庄英章到福州，会见福建省社联林子东、吕良弼等，到福建省档案馆询问查阅历史档案的手续。
1990年，福建12个田野调查组，分别对第一个村开展问卷调查。美国学者和台湾学者再次来到福建，讨论田野工作中的初期收获及存在的问题。经过实践，福建的田野调查点也作了局部的变更，最终确定的名单是：
1991年5月和11月，美国学者和台湾学者两次来闽，考察闽南、闽西和闽北的田野调查点，参观了庋藏在武夷山的民国档案。5月18日下午2：37，我和武雅士教授等乘火车离厦门赴龙岩，到红坊镇联合村考察和田野调查。
24日下午，我返回厦门。武雅士教授继在邱松庆陪同下前往上杭县田野地点考察和调查。
三、闽台社会文化比较研究工作研讨会
台湾学者实现到福建访问调查后，为了推进合作研究的水平，三方积极探讨福建学者到台湾访问调查，实现海峡两岸学者双向交流的办法。几经波折，终于在1992年春取得突破性进展。
1992年2月11日，台湾“中研院”民族学研究所所长庄英章发函邀请厦门大学历史所杨国桢、陈支平，台湾所陈孔立、陈在正，人类学系陈国强、蒋炳钊6位教授于6月1日来台参加“福建台湾社会文化比较研究工作研讨会”。因万事起步难，延至6月20日，除陈孔立外，厦大五教授经深圳、香港抵达台北。这是继大陆七位自然科学家访台后，首批大陆人文及社会科学学者集体访台，引起台湾舆论的关注。22～23日，研讨会在民族所会议厅举行。
参加研讨会的美国学者有武雅士、张富美、严棉（印第安纳大学教授）、魏㨗兹（新竹清华大学副教授），台湾学者李亦园院士、庄英章、潘英海等。
会后闽台学者赴田野工作地点考察，美国学者张富美、魏㨗兹、丁荷生同行。24日上午，抵竹北市竹北乡的六家参观“林家祠”、“大夫第”、“问礼堂”，至新埔乡枋寮的“义民庙”、“义民冢”、“褒忠亭”；下午访北埔乡的“天水堂”、“金广福公馆”和新竹清华大学人文社会学院。
25日上午，参观台中县大甲镇的“镇澜宫”，神冈乡“岸里大社”旧址和“万兴宫”。下午，经台中市到台中县雾峰乡，探访雾峰林家；赴南投县中兴新村，参观台湾省文献委员会特藏室的日据时代台湾总督府档案和专卖局档案。
26日上午，考察南投县竹山镇社寮的“招富公祖庙”和“开漳圣王庙”。下午，考察台南县东山乡东河村的“大公界”、大内乡头社的“太上龙头忠义庙”，造访成功大学。
27日上午，与成功大学历史学系涂永清、黄典权、丁煌、何培夫诸教授座谈，并参观“延平郡王祠”、“安平古堡”和“亿载金城”。下午，启程返回台北。
1993年5月，第二次闽台社会文化比较研究工作研讨会在台湾宜兰县举行。参加研讨会的美国学者有武雅士、严棉、魏㨗兹、康豹，台湾学者李亦园、曹永和院士，庄英章、潘英海、余光弘、何国隆；厦大学者杨国桢、陈在正、邱松庆、郑振满、曾玲、周翔鹤、吴绵吉、庄景辉、曾少聪、石奕龙。
5月27日9时，与会学者从台北南港“中研院”动身，乘车赴宜兰县三星乡玉尊宫，12时半到，入住白虎楼。下午，闽台社会文化比较研究工作研讨会开始，28～29日，开会。29日晚，在梅花湖上开综合讨论会。
30日上午8时离玉尊宫，经三清宮，参观宜兰市运动公园、宜兰市文化中心、戏剧馆、县史馆。
下午2时，厦大学者在潘英海陪同下乘中巴南下，沿途参观太鲁阁、花莲市，在“陶然亭”晚餐后继续夜行，至小港口村住宿。31日上午，7时半从小港口村出发南下，经台东县前往屏东县恒春半岛的垦丁。6月1日上午，从垦丁北上，经高雄到台南，参观安平古堡，下午7时抵达台北“中研院”。
1994年6月，第三次闽台社会文化比较研究工作研讨会在台北举行。我因在英国牛津大学客座研究，没有参加。
三次工作研讨会后，三方合作研究计划至此结束。庄英章和潘英海教授将相关研究论文选编为《台湾与福建社会文化研究论文集》三册，分别于1994年、1995年、1996年由“中研院”民族所出版。但由于种种原因，福建各田野调查点的专题研究报告没有编写完成和出版，是最大的遗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