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家乡：黄土地上的村庄

傍晚的村庄是美的，淹没于晚霞的光辉，

直至暮色渐沉、太阳西下、月亮升空，

 有着难以诉说的细致。

吴春春

历史系2017级本科生

伏案写作，愈发感觉天的暗黑，抬起头来，窗外不知何时下了滴点小雨。雨气氤氲着，愈发让人感觉烦躁。走出门去，天气微凉，放眼望望房前的树木，显得有些孤寂。饭间，听爸妈说起今天村里发生的大事：“A（村里一农户）和B（村里的一个队长）因为地头边的道路问题打了起来，最后去了找了大队。”然后又挨个将两人在道德法庭上审判了一番：“A家房子都占了道路那么多，还想咋样？道路是集体的，是走人的，又不是他家的。”“哎，A家大队也管不住，年嗣[1]队长通传说乡政府里要来人检查村里的卫生，让A家把房背后沙梁上的玉米杆子都捡了[2]，如嗣[3]也么捡。队长管不住。”“B咋说也是个队长，咋能跟人打架了。”“两个打起来了，我则以为要关禁闭[4]”……他俩继续谈论着些什么，可我却无心听下去，或者说也不愿听下去。

好像，从记事起，这种事情多见又少见，“多见”是说村里总是会有人因为一些大事小事而发生些冲突，比如谁家和谁家因为地界问题在地里嚷起来了、谁家的羊又吃了谁家地里的玉米，更有甚者，谁家因为偷偷地生了孩子没上户，被人告到乡政府了……。“少见”则是说即使冲突总有，但打架却比较少。

思绪一下子被拉得很远，却莫名想到了上周乡村史布置的课程作业。我想，我的家乡有什么呢？比起那规整古雅的闽南大厝，坐落于黄土地上的窑和平房显得很接地气；比起闽南人那厚厚的、不知道续修了多少次的族谱，我家那本长宽不过10cm、有效内容不过4页纸的《吴氏家谱》略有些搞笑；比起闽南那动辄见庙宇祠堂的村子，村子里仅有的龙王庙好像有点孤单。我的家乡既不“学术”，更不“文艺”，一如那黄土一般，从里到外都是一个色，让人一眼能看透。我曾想，如果说哪里能找到布罗代尔所说的静止不动的历史，我的家乡可能就是一个活生生的样板。又或许这样的想法显得过于幼稚，未经时间的积淀。如今再看看这村子，有那么一瞬显得很陌生。

变化总归是有的吧，我心想。

一、一个村庄的生存镜像

榆林地区地处北纬36°57′至39°34′、东径107°至111°15′之间，位于陕西省最北部。东隔黄河与山西吕梁、忻州相望，西连宁夏银南、甘肃庆阳，北临内蒙古伊克昭盟，南接陕西延安，处在五省（区）七地（盟）的中央。

——《榆林地区志·概述》

榆林市位于陕西省北部，西北与内蒙乌审旗接壤，西南与横山县毗邻，东北与神木相连，东南与佳县地接，南与米脂县互邻。……市境呈不规则平行四方形，最北端为小壕兔乡公合补兔村，最西端为红石桥乡沙漩湾村，最东端为安崖乡芦家铺村，最南端为镇川镇八塌湾村。南北最长距离124公里，东西最宽距离128公里，总面积7053平方公里。……孟家湾乡位于市境北部，东北与神木县毗邻，面积492平方公里，政府所在地孟家湾村距市城32.7公里。1993年有2945户，12122人。辖16个行政村，94个自然村，4个片村。

——《榆林市志·行政建置志》

我家所在的村子叫神树湾村，属榆林市榆阳区孟家湾乡管辖，村里有4个大队，基本是按照居住方位来划分的，我们属于三队。队里的房屋看起来稀稀拉拉的，很难将其归为聚集性或是散居性，每家每户基本隔着2-3个沙丘，一队大概有10户人家左右。据家里仅存的1989年《吴氏家谱》记载，三百多年前，吴氏先祖——唐尔茂由绥德满堂川迁居榆林清泉吴庄，并改姓吴名天录，娶妻刘氏生子吴东山，吴东山生八子，此即后辈延称“八大门”之源头。[5]后二门中期大部迁居榆林以北，人口发展较快，应为现在村里的吴姓。

村里的人以农业为生，辅以牧业，这与地区历史有深刻关系。历史上，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这里属兵家必争之地。据考证，商代本境为游牧部族“鬼方”的栖居地，西周至春秋时期，境内先后为严狁、翟人游牧古族占据。始皇时期，本境归上郡。之后多次易主，[6]在游牧民族驻牧时为牧区，在汉族屯居时则为农业区，亦为多元文化交融之地。明代以后，长城以北为牧区，以南则为军屯、民垦和商囤。康熙年间，清廷允许汉民进入长城以北的“伙盘地”[7]耕牧，境内农业区也随之北移，逐渐出现农牧交错的现象。到民国初年，则基本变为农业区。现在，村里仍然是大片的农田，牧业基本上只限于自家饲养的羊、猪、鸡等家畜。春播夏耕之后，从高处望去，规整的玉米地与小杂粮种植地相互交错却又互成映衬，美不胜收。这几年，地里也出现了一些经济林的身影，在寒冬腊月的时节向地里望去，灰白色的樟子松平添几分韵味。

村子的尽头，是一片沙漠。以前，家里仅有的交通工具是骡拉车，每逢集市的时候，妈妈便会拉着骡车穿过那一座又一座的沙丘去到镇上，置办物品。每每这个时候，也是一个月中最开心的时候。慢悠悠的骡车在金色的“瀚海”中穿行，旁边不时出现一撮成群结队的柳梢，遮挡了一瞬阳光。就这样一晃一晃，走向镇上，满载而归之后又原路返回，真是美滋滋的一番体验。村里的公墓就位于这片西南边的沙漠中。远远望去，苍茫开阔，祥宁安静，恰似生命的轨迹走到终点时的那种悲壮，却又带着丝丝的苍凉。小时候，逢年过节的时候常常跟着爸爸到这里来给奶奶上坟，烧纸，磕头。后来，奶奶的墓迁到祖坟里去了，离家很远，这样的记忆也渐行渐远。

村里的家庭结构主要是核心家庭，大家庭很少，遑论“宗族”，像祭祖、饮宴这样的集体仪式更是少见，清明节的上坟活动还有在继续，毋宁说是一种个人情感的宣露。村里的人除种地以外的谋生手段主要是是外出讨生活。外出打工时，三五个人跟着包工头一起，拿着铺盖，或远或近，去给雇主家盖房子、羊棚之类。村里大多是普通农户，以地为生，衣食不愁、温饱自足，这几年建档立卡的贫困户数量也越来越少。村子里也出现了一些农牧大户，我们队里就有一位，就在我家边上住着，可谓名副其实的村子里的“头家”。犹记得在读初中的时候，他家的养殖场就被挂在学校里的宣传栏中，作为乡里的示范农户。他属于村里典型的种养殖能手，2007年的时候成立了榆阳区神郎养殖场，主要是养猪，后来扩大种植规模，养白绒山羊，纯利润也大幅增长。这几年开始发展种植业，主要是种葡萄，在房子周边的沙梁中开垦出一片葡萄基地，面积很大，成立一个名为“金孟家农牧有限公司”的农场，后来被评为省级示范农场，并成为乡里的人大代表。2019年3月份，在全乡的人代会上，其被选为带领农民脱贫致富的标杆代表，“帮扶了12户贫困户，每户免费给提供葡萄苗15株，并长期做技术指导。”[8]

由于外出读书的缘故，我很少见这位农牧大户，仅有的印象也仅仅停留在小时候那些模糊的片段，只记得他大概长什么样子。问起爸爸对这人的看法，听起来略有些评价不高，从他那里我也没有得到什么有用信息。只是感觉，作为乡里的人大代表，他不是村委会的干部，也没有看到他有为村子里做出什么贡献，好像离村民很远。

要说村子里最大的变化，我想便非房屋莫属了，可谓 “废墟上的重生”。村子的老房子并没有给我留下什么深刻的印象，隐约记得的只有房子最深处的那盘炕，现在却早已不见。老屋院墙已经坍塌，依稀可见的只有那断壁残垣，里面长出半人高的荒草。问起爸爸村子里这十几年来的变化，他说：“现在生活好了，新房子盖起了，安上了太阳能，路也修好了。”仔细想想，的确是，犹记得以前初中写作文时，谈到自己家乡的变化，总是爱用“拔地起的新房，平又敞的大路，年年有的新衣”之类的题目来写，写作时亦没有那么多的情绪。现如今，几乎家家户户或原址或变址都盖起了平房，镶上了瓷砖，安装了铝合金材质的窗户，漫起了砖院。这两年，大部分人家家里实现了电器化，买了私家车，甚至安装了无线网。

沿着窄窄的田埂前行，远处是一条通向村外的公路，中间开出几个岔口，连向农户的家里。前几年，队里的人一起修路、一起栽树，村里的路网开始改换面貌，却依旧是以泥土路为主，夏天雨后偶尔可见坑洼泥泞。那时，小路两旁刚栽上的松树被一个用柳梢编织的围子围起来，为防谁家的羊偷吃，现已长大。由于村里的田离住户很近，每户人家会在自己房前的路和村里的小路之间建一个栅栏，在划界定分止争的同时也形成一方安全的小天地，里边可以放牧而不怕羊跑到地里去又吃了谁家的玉米或菜，从而引起不必要的纷争。在自家围起来的地方，也可以开垦一片菜园子，里边种西瓜、香瓜、西红柿、豆角等作物，既省去了成熟采摘时的距离，也可以实时观测其生长动态，第一时间享用。冬天，菜圃里没有蔬菜，这里就被当成扎草垛的地方，玉米秸秆从地里拉回来以后，就在这里扎堆，成为羊群冬天的主要食物。

小时候放学回家，走在田间小径上，远远地便可以看见自家房上的烟囱在冒烟，就知道妈妈又在做饭了。这香的炊烟飘出院子，在乡村的上空散开，氤氲了整个村子。

二、小学：迷失的教育

“文革”之后，经过拨乱反正，执行“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教育改革方针，本市中小学教育和职工、农民教育稳步发展。至1993年，全市有普通中学33所，职业中学2所，教师进修学校、电视大学辅导站各1所，小学570所（农村563所）；……学龄儿童入学率农村96％，城镇100％。

80年代，公办教师大量调入城内，造成农村教师短缺。1988年，榆林城区8所小学教师超编73人，城区中小学公办教师685人，占全市公办教师总数1689人的40.3％，全市28个乡镇607所中、小学校仅有公办教师1013人，每校平均不到2人。

1993年，本市农村中学专任教师共420人，具有本科学历13人，专科学历137人，中专学历215人，高中及其它学历52人；城镇中学初中专任教师430人，具有本科学历65人，专科学历166人，中专学历76人，高中及其它学历9人；全市高中专任教师114人，具有本科学历59人、专科学历46人、中专学历9人。这年全市农村小学专任教师共2013人，其中具有本科学历1人，专科学历40人，中专学历655人，高中学历825人，高中以下学历492人；榆林城区各小学专任教师共573人，具有本科学历2人，专科学历79人，中专学历384人，高中学历84人，高中以下学历24人。

——《榆林市志·教育志·教师》

沿着昔日上学的老路，我朝着村里的小学走去。小学是一个围墙围起的一个大院子，大门前边是一片空地，扮演着操场的角色，现在早已荒草丛生。进入大门，左边靠墙处是灶房，老师平时就在这里生火做饭。院子正中间是旗台，我的印象中并没有很多次的升降旗。院子后面是一排一层的平房，有四间是学生教室，有2间是教师办公室。我对于在这里上学的场景并没有多少记忆，只记得有两个老师，有一次期末考试考了双百，老师给了一张奖状，但是等我拿到家却被折的多处破损。这件事经常被家人拿来取笑，所以印象深刻。

小学已经关闭五六年里，弟弟上学那会（2011年左右），只有一个老师，既教拼音又教数字,弟弟应该是这里的倒数第二届学生，之后从一年级开始就都到乡上的中心小学去读了。大门前边的空旷处已长满杂草，正中央的旗台只剩下一个水泥的底座，后面的一排房子还在，里面早已破旧不堪。透过残缺的玻璃，里边是七倒八歪的木桌木凳，有些甚至已经“残废”，还有不知何时散落在地的作业本和纸张。

对于小学的历史，我没有什么印象，只听爸爸说他读书那会的小学在烂大队那里，后来被拆了。至于现在的小学怎么建起来的，它在历史上的那些大动荡中又遭遇了什么，我无从得知，一点也不清楚。问起爸爸，他也不太清楚，爷爷的记忆更是零散的。墙上现在还有当时刷上去的“少生优生，幸福一生”的标语，在风吹日晒凌磨下也早已面目全非。

我的学前班、一年级和二年级都是在村里的小学读完的，三年级的时候去了乡上的中心小学，一个礼拜10天，放假4天。那时候，每次开学的时候，爸爸就会拉着三袋土豆和一袋菜送到学校，作为我一个学期上交的粮食。每个星期日去上学的时候，妈妈就给我装满满的一袋大米和10包方便面，作为一个礼拜的口粮。我记不太清大概是在几年级的时候，有了蛋奶工程，后来不用自己从家里拿大米，学校里建了食堂，有了专门吃饭的地方，不用再把饭拿到宿舍里吃。再后来，上了初中，变成了5天一个礼拜，周五中午放学，周日下午开学，方便面也渐渐地成了“历史”。再后来去县城里读高中，去省外读大学，一切就变得越来越“现代化”。小学初中那时候，班里的同学来自四面八方的村子，同一个村子里的同龄人从小学到初中几乎都是同班同学，放学后成群结队回家，也不用家里人接送。现在想想，那时的时光，的确是单调的，玩伴总是那么几个，小卖部里卖的零食总是只有那么几种，还老是不开门，但童年的无忧和天真却是真真切切的。

在农村教育方面，国家做了许多努力，譬如义务教育。义务教育的实施的确解决了农民的很大一部分负担。常听我姐说起，在她的童年时代，家里很穷，每次开学或是学校要收钱的时候，父亲就会走门串户去借钱。义务教育之后农民不再为学费杂费而发愁，蛋奶工程也提高了学生的身体素质。但是，读书无用论好像越来越盛行，农村孩子上学的热情越来越低，无心上学，觉得读完初中后就可以出去打工挣钱了。我的初中同学，有在我读八年级的时候就辍学的，也有中考后出去打工、在我读高二的时候就已经结婚生子的。我中考那一年（2014年），一个年级有80多个人，能上重点高中的大概有15个左右，之后继续上大学的更是寥寥无几。

看着废弃的小学，我的心里悲喜交加，喜是因为村里的学龄儿童可以去乡上统一的中心小学读书，都在同一起跑线，可以避免因为各个村里教师教学能力的差异而导致的学习落差；悲则是因为乡村文化氛围的淡薄和物化、功利、流于形式的教育观念，好像上高中是为了考大学，上大学是为了找赚钱多的工作。若这个终极目的达不成，则还不如早早出去打工。

问起爸爸对于村里教育的看法，我觉得他的想法很真实：

现在村里头的小学已经自动关门了，一些家里条件好的把娃娃带到城里去读了，就剩了5、6个，连老师也找不上，就都到乡上中心小学去念了，学校就散了。现在人们都忙着挣钱了，没人操心这些，村里头的年轻人都出去揽工[9]了，我那个时候学校里的人数应该是最多的吧。那阵[10]，人们都穷死了，家长们个个希望孩子能够上大学，走出这个穷地方，如今生活好了，各人儿过各人儿的小日子，也都不这么想了，挣钱当紧。再说了，如今上完大学也不分配了，连个工作也么有，学费也捞不回来，划不来。原来娃娃们不上学，家长们打的让念书。就咱家旁边的你xx爹爹[11]，那会跟我一班的，没考上高中，在院子里嚎的哇哇的。现在都不了。

这种功利主义的教育观念，我想也与大的社会环境变化有关，最主要的应该就是人口的流动和大学生制度改革。很多人很早就去打工了，在二十刚出头就结婚生子，这也造成了农村年轻人结婚的低龄化。但说到底，大人还是希望自己的孩子有文化的，不希望自己的孩子以后也只是一个农民、睁眼瞎。所以要是孩子想上学、认真读书，家长还是愿意供其读书的。我的初中同学中，也有一部分人中考成绩不佳，在父母的坚持下勉强上了一些二三流的高中，但却因为沉迷于网络游戏，或是成绩不佳而未能顺利升学，最终辍学。农村正在现代化，但教育程度却在下降，现在又加上网络游戏、隔代管教的影响，教育困境令人堪忧。

在我的内心，我是排斥“寒门难出贵子”这样的论调的，但看着那破败的小学，我又有些百口莫辩。在金钱意识的冲击下，教育和知识成就不了希望，求学没有动力。小学本身的消失，会预示着村子文化底蕴的消失吗？在寒门愈发难出贵子的今天，会是这样吗？

黄昏中的小学，是如此寂静，像一座坟冢，似乎要将整个村庄埋葬。

三、爷爷的故事：谁来养老？

1962年，党中央发出《关于认真提倡计划生育指示》后，本市开始宣传、提倡计划生育。1964年开展节制生育工作。1971年国家推行计划生育，提出“晚、稀、少”的生育原则。本市通过各种形式向群众宣传“生一个不少，生两个正好，生三个为多”，收效不大。1973年起，本市陆续制定诸如晚婚晚育等一些具体规定，深入开展计划生育工作。1978年后，又根据中央精神，提出“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晚婚晚育，少生优生”、 “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质量。”充实各级计划生育干部，将工作重点放在农村，严格控制多胎生育，计划生育工作取得一定成效。人口出生率由70年代年均25.25‰，降为80年代年均18.45‰，自然增长率相应大幅度降低。但由于受“养儿防老”、“传宗接代”、“多子多福”等传统思想影响，加之贯彻计划生育政策时紧时松，多胎生育和超生二胎现象较普遍，“有权的千方百计套取指标生，有钱的买着生，无权无钱的偷着生”，不少干部职工生了1个女孩，还要生1个男孩，许多农民“捞不下男孩”不罢休，人口控制十分困难。1989年，全市生育妇女93331人（15—49岁），生育一胎者3553人，占38.07％，生第二胎者2730人，占29.25％，生第三胎者1949人，占20.88％，生第四胎者1051人，占11.26％，生五胎以上者489人，生第3～5胎以上者占37.38％。

——《榆林市志·人口志·计划生育》

爷爷今年81岁了，是1939年出生的，弟弟时常打趣似的问道“爷爷，你年轻的时候有没有打过仗”。让爷爷讲述他的人生经历，他大多数已经记不得了，记忆很零散。时代的一粒尘埃落下，一个人蹉跎了一辈子。对于“渺沧海之一粟”的小农来说，国家走的那段弯路的影响是莫大的。村里现在还有工分制度，昭示着过往的历史。 时代的印记在爷爷身上体现的最明显之处，我想就是建国后那三年困难时期了，在民以食为天的国度，政策性的饥荒带来的影响是深刻而又久远的。不光在爷爷身上，爸爸身上也有体现，有时吃饭时饭桌上掉下一粒米，他都会急忙捡起来吃掉，还振振有词地说“不干不净，吃上没病”。60、70年代的每个中国人对于“文革”的记忆都是深刻的，伟大的毛主席是一个光辉的存在。或许是这个小村子偏僻又安全，任何政治大潮都不曾吹进这里，比如“八九动乱”，却也说明“文革”带来的巨大振动。爸爸出生于文革的末期，对于“文革”没什么印象却是自然，但提起“八九动乱”以及“某功”之类的事件仍旧很茫然。我想，农民是不关心政治的吧。

改革开放以后，国家实施了很多惠农政策，农民生活水平也有了大幅度提高。村里的人都觉得共产党好，就比如每次回家以后爷爷都会问我入党了没有。提到非典，他们总归是有点印象的：

那时乡上派来了检务员在路口上，要检查每个人。也来家里撒药(按：消毒水），羊圈、猪圈都撒上了，并安顿不要出去，就在家里头待着。就这样过了十几天，就么事了，跟以前一样了。

村里对外部信息的接受总有一种迟滞和被动，很多大事到村里都变得风轻云淡，不足在乎，甚至这次的新冠疫情。村子上头仿佛有一块巨大的防护罩，生活其中，总能感觉平静而有安全感，但也总是对时事提不起兴趣。

奶奶总共生了5个孩子，一女四男，第五个孩子夭折了，爸爸是老四。受“多子多福”“养儿防老”观念的影响，村里的每户人家都要有一个男孩子，所以基本每户人家都有3-4个孩子，这也造成了农村局部的女多男少现象。虽然孩子多，但是养老仍是问题，村里的孤寡老人很多，我爷爷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

我记事起，奶奶还在，和爷爷一起住在大爸家里，每天放学回家后，我总是先去奶奶家里，有时直接住在那里。后来，在我十五六岁的时候，爷爷搬到了二爸家里。二爸单独盖了一个小房子，爷爷一个人住在里边，有厨房，自己做饭，直到现在。常听我妈说起那时候的事情，才得知奶奶爷爷最先是住在我家里的，后来因为一系列深厚的家庭矛盾，他和奶奶搬到了大爸家里。奶奶还在世的时候，经常帮着带弟弟，所以他们的关系看起来还算融洽。后来奶奶不在了，弟弟长大了，爷爷的养老成了问题。有时候看着爷爷，我觉得他很可怜，一个人孤单寂寞，每天只能去村委会转转，在那里待一会，有时能碰上一两个老人，唠会嗑，算是解闷了，但却还要时不时地忍受白眼。我觉得无能为力，只能在心里千万遍地告诫自己“以后千万不能这样”。这样的现象在村里不是个例，也时常听爸妈说起。我家周边就有这样一户人家，儿子出去打工，挣钱盖起了新窑，一家人搬进去，而母亲却孤身一人住在土房子里，命运很是悲凉。有些儿女家庭条件好的，老人就被接到城里去帮忙带孙子，但大多数都留在农村。人们常说，城市的老人是孤独的，村里的老人是贫穷的。我不能说这是错的，但至少，我的爷爷也是孤独的。

我时常感觉，爷爷的内心有一座深厚的城堡，里面装满了一些难以为人道故事，而那些事是只属于“那一个时代”的悲欢离合，我无法理解。现在国家都发给养老金，但这养老金又恰恰是引发家庭矛盾的重要来源，尤其是在多子的家庭。若一碗水端不平，便会酿成大问题，村里这样的事情时有发生。

社会学家阎云翔通过调查下岬村的“空巢现象”[12]指出，“由于市场化的经济改革，传统的赡养老人机制已经被打破”，并把这一现象称为“孝道的衰落”和“养老危机”。[13]学者梁鸿也曾写道，“儿子、儿媳根据市场经济的新道德观来对待父母，两代人之间的关系更多地是一种理性的交换关系，双方必须相互对等地给予。”[14]不追溯更远，就在我爸妈刚结婚的那个时候，八十年代末，父母在家里的地位还是很高的，而且能够受到很好的照顾。但在现代市场经济的冲击下，人们之间的关系变得很功利，又加之政府对所谓“封建”思想，比如父权、族权、说媒婚姻等的鞭挞，父母不再有之前封建家长制下的那种地位。公众舆论和道德监督的衰退使得传统的文化机制遭到破坏，孝道观念也随之失去了文化基础。老人在儿子、儿媳面前变得唯唯诺诺、低眉顺眼，不敢提出尽孝要求， “尤其是儿媳不把父母放在眼里”。

养老成为农村的一个痛症。

四、小村喧嚣：归向何处

变化终究是有的，但整个村子却也日趋变得物化。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中说：“那些被称为土头土脑的乡下人，他们才是中国社会的基层。”在去县城读高中之前，我对“城市”的印象几乎是空白的。那年大概是十三岁吧，我第一次进城，也第一次“欣赏”所谓的“城市”。在纵横交错的马路上看着川流不息的车来车往，惊慌害怕是真的，欣喜激动也是真的。在过马路时，对面是那闪烁的红绿灯，眼角数次偷瞄旁人，却又极力掩饰，不想让人看出些什么。如今，却很难再有这样的心迹了，因为农村正在变得现代，乡土中国正在迷失。

改革开放四十年，中国农村的确有很大的发展，但也带来许多问题。在脱贫攻坚的今天，乡村貌似成了一个尴尬的存在，越来越被看作是“中国的病灶”和“民族的累赘”。在我的印象中，我的家乡既没有穷到十八洞村般，也没有富到华西村般，好像始终就是一种自给自足的状态。每当看到新闻中的这村那村时，我总会幻想有一天我家乡的村子会不会也成为被报道的对象。那时它会成为一个日渐荒凉而寂寞的乡村吗？我曾看到一个说法，“政府对于农民工，对于乡村的种种政策和努力都似乎无济于事，乡村在加速衰落下去，它正朝着城市的范式飞奔而去，彷佛一个个巨大的赝品。”[15]我想，我并不是很认同这样的观点。我并不觉得村子在衰落、农民工和农村已经愚钝到这种程度，但我又不能否认村子里的确多了很多现代化的身影，日益变得“城市”。我也并不认为农民的处境已经艰难到了需要抛田弃业、举家进城的程度，但从聚落形态的角度来说，与城市相比，农村的确存在很多问题，尤其是在现代化的冲击下，它让我感觉正在日趋变得千疮百孔，或是道德的，或是物质的。

有时晚饭过后，我便会和弟弟去村子里转悠，用脚步和目光丈量村庄的土地、树木、池塘，也曾有过想去寻找儿时的玩伴的冲动，但却终未成功。傍晚的村庄是美的，淹没于晚霞的光辉，直至暮色渐沉、太阳西下、月亮升空，有着难以诉说的细致。沿着田间小径漫步，地头边是长长的沟渠，天边有一抹清淡的云，村庄掩映在路边的树木里，安静朴素，仿佛永恒。自从到县城里读高中以来，村里的有些面孔渐渐变得熟悉而陌生，有时在家偶尔碰到，也感觉不在亲切。从他们的脸上，我清晰地感觉到岁月的刻印，言谈之间才发现自己原来也有了那么多的变化。有时闲来无趣翻翻过往的相册，看着照片中那时的自己，会笑成一团，但透过照片的缝隙打量那时的村庄，却感觉触目惊心。我常想，以后的我会愿意回到村子里扎根吗？如果没有家人，我还会以这般耐心来打量村庄吗？在现代化的大潮中，我想，大概率是不会的。

每次在乘坐长达36小时的火车、倒3次车、拖着疲惫的身子坐上爸爸的摩托搭着夜色回家之时，相同的路线，眼边也总是相同的风景，眼里唯一看到的变化好像只有那夏绿冬枯的树木。我想，我真的不曾认真观察过它，不然，在敲下这些文字的此刻我又怎会如此迷茫。或许，我不曾真正了解它。又或许，现代化的力量真的过于强大。村里的代际更新见证着时间的流逝，现代化到了家门口，却也好像把村民的心锁在了大门内。村庄，变得愈加遥远。对于村里茁壮成长的新生一代，多年后走在乡间的小路上，会“迷失”而没有归属感吗？

乡村在今天究竟是怎样的存在呢？困惑、犹豫交织在一起，我所讲述的这些，究竟反映了什么？或是能够反映什么？在最初下笔之时，我脑海里有很多的构思，比如采访村里的孤寡老人、比如探访“如同虚设”的村委会，但却终归都是失败的。在同学朋友的眼中，我是外向的，话多能说，但是回到村里，我在和除家人之外的人交流时也羞于表达，少言寡语。可能我早已成为那被现代化异化的一员，不然又怎会有如此艰难的“重返”呢。

那片黄土地上的村子，即我的家乡，在陕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