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7月20日晚，香港中文大学石颖博士应厦大历史系之邀，通过腾讯会议做了题为《边界观念与形态的明清之变：一个川黔交界的例子》的学术讲座。讲座由厦门大学历史系陈博翼老师主持，本场讲座也系厦门大学历史系主办“多元文明共生的亚洲”青年学者系列讲座的第四场。

石颖，贵州贵阳人。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学士，香港中文大学历史学硕士、博士。研究兴趣为宋至清代的西南区域社会史。2009年以来长期致力于对西南地区长江流域社会的研究与考察，重点关注族群、经济和制度问题。曾发表文章《滇铜京运路线上的多元流动社会——川南横江镇考察记》。

所谓“交界地区”或许并非历史上的少数派。从明到清，云、贵、川三省交界地区经历了由“内部边疆”到“内地”的转型。明代形成的土司与卫所共治的体制，其内部在后人看来长期呈现出一种“无边界”的状态，然而这在当时并不构成问题。“改土归流”后，表面上厅-县结构取代了土司-卫所体制，但内部仍保留了“内边”时期错杂的边界和模糊的属地。随着清代中叶经济和人口的发展，国家对“内地”政区边界的关注渐增，前朝遗留的格局开始成为问题，这为人们通过边界进行“制度套利”提供了基础。尤其当晚清的战乱令长程跨省贸易中断，大量失去生计的人脱离了定居地，开始通过频繁的跨界活动及多重身份的表述来趋利避害。在此过程中，“政区边界”作为国家制度在地方的一种表达形式，成为形塑当地人生存策略的因素之一。

石博士首先解释了这个题目的内涵以及选题缘由。这个题目用了“边界”与“形态”两个关键词。什么是边界？石博士所讨论的边界主要是人为划定的政治边界，比如国界、省界、府界、县界等，在政区边界之外，石博士还进一步关注历史上不同政治势力的边界，比如明代土司与卫所的边界。在边界形态的问题上，石博士看来边界形态大概有三种，有实体的，无法确认的实体，及虚拟的。石博士认为，“边界”在观念上可能是地图上的一条线，但现实中却往往是很模糊的。那么这样鲜活、动态的边界对普通人的日常生活究竟有什么影响，是石博士想去讨论的问题。

石博士关注的区域处在今天云、贵、川三省交界的叙永地区，它从元代有行省制度开始，一直处在几省交界的位置。石博士认为川南叙永地区的边界有两个层次，一是外部边界，也就是以赤水河为界的省界。周振鹤先生早年提出省界“山川形变”与“犬牙相入”的两大原则，其中“犬牙相入”的原则在川南叙永地区表现得非常明显。二是内部边界，即因为省界犬牙相入而导致的省内行政区划的错杂。表现为清代叙永地区 “川贵同城”的现象，即在贵城中是四川的衙门，川城中却是四川的衙门，互为交错地存在着，而且两个衙门的辖地更是错杂模糊。因而，川南叙永地区复杂的边界状况、频繁的变动，可能使得边界这一要素在当地人民生活中影响更为显著，石博士因而选择此地作为其研究的案例，来观察边界是怎样影响社会的。

随后，石博士阐述了她对边界问题的几点迷思。首先是边界与“动乱”的问题。通常来说，人们都把动乱与边界相联系，那是不是交界地带自然会产生“动乱”呢？一些区域社会史的研究对这个问题进行了一定的反思，例如一些观点说区域结构的动乱有时是王朝话语，而非客观情况；再有就是通过长时段的研究，去揭示动乱产生的深层原因。因而石博士在她的研究之中就用了长时段的方法去分析边界如何影响地方社会并与与“动乱”发生联系。石博士受到宋怡明《逃避统治的艺术》一书中日常政治（everyday politics）中制度套利(regulatory arbitrage)策略的启发，认为边界是国家制度在地方的一种表现形式，同时也是当地居民“制度套利”的资源。

一、明代：土司-卫所共治的时代

川南地区从元代开始设立土司，到明代开始设立卫所，土司卫所共存的状况持续了近250年。在石博士看来，川南地区的边界可以分为区域内部的边界和外部的边界。内部边界，是土司与卫所的边界。永宁土司作为当地规模最大的土司，其控制的范围在汉文文献中是“內四里”和“外四里”，在彝文史料则是十八则溪，两者描述的大概位置相近，却无法确切知道其具体范围。而卫所直接控制的土地除了卫、所、驿站、堡等据点，更多的是本就分散的屯田，加上后来大量军户逃亡，使卫所控制的区域也十分模糊和复杂。所以正如万历《贵州通志》所说’“土司与卫所相搀，军伍与苗獠杂处”，土司与卫所之间根本无法画出具体的边界线。所谓外部边界，即永宁土司与周边几个土司的界限，也是省与省的边界。由于这些土司之间常年争地，使得省界也变得动荡而模糊。

总的来说，川南地区在明代表现出了一种近似“无边界”的状况。在内部，土司与卫所辖地相互嵌套且凌乱分散，土地所有权持续变动而模糊；在外部，永宁土司与周遭土司的边界不稳定且不明确。“这里不仅是几省交界的区域，同时也是明代间接统治的“内边”地区，各省的直接影响到该区域的周边为止，其内部土司与土司、土司与卫所之间近似“无边界”地共存，是明代的常态。

二、明清鼎革：变化与延续

天启年间 爆发“奢安之乱”，川南奢氏土司灭亡，当时四川总督对该地区的善后处理可谓“便宜之法”，很大程度上保留了明代的“无边界”结构。善后措施一是整理省界：将外部省界定为以赤水河划分川黔两省，而在内部边界方面，土司与卫所之间模糊的边界并未改变。措施二是分土授田：即将“外四里”划归了卫所管辖，将“內四里”分由降将屯种，后者相当于则溪的部分延续。

很快这个地区经历了明清易代的一系列战争，南明政权、张献忠政权、吴三桂政权都在这里短暂统治过一段时间。检阅方志看到，之前在奢安之乱中投降的那些头目（屯将），在明清易代的变乱中被“屠戮殆尽”了，似乎“奢安之乱”之后善后的局面在战争中被打乱、终结了。但在贵州毕节一批自称奢氏土司后人手中的一本《通雍余氏宗谱》中，记载了在奢氏土司灭亡之后，他们仍然在继续耕种自己的土地，这可能让我们对地方志记载的真实性有些怀疑。

清代建立之后，该地区经历了行政区划的变更，即由明代的 “土司-卫所”转变成了清代的“厅-县”结构。明代永宁土司的內四里（降将48屯）到清代成为了叙永厅下的九里，而明代永宁土司的外四里加上永宁卫屯地，到清代共同组成了永宁县下辖的五个里。表面上建制沿革的变化并没有改变现实中前朝遗留的边界模糊的问题。

三、清中叶：政区改革与边界开发

到了清中叶，国家开始对这里的边界进行整顿，主要的目的是厘清犬牙交错之处。但这种观念上的边界划分，使得地方上不少原本紧密联系的的人群被人为分到了两个省。比如在奢氏土司后人在清末编写的记叙自己族群历史的一部史书——《且兰考》中，就提到了“六姓夷屯”的例子，官府以赤水河划分边界，使得原来联系紧密的六个家族被划分到了川贵两省。

此外，令“边界”逐渐受到关注的重要因素，是清中叶对西南地区的开发，使得此地的商业贸易发展起来。此时川盐、滇铜、黔铅这些长程贸易都会经过川南地区，乾隆时仅滇铜每年就有几百万斤要经永宁外运，贸易给土客人群带来了很多的生存、牟利的机会，比如在道光年间一位负责办运黔铅的官员所写的《铅差日记》中，就详细描述了从陆路到水路都有大量脚夫、船工等工作有当地人来承担。

经济发展之下，人口大量增长。根据方志记载，从康熙到嘉庆年间当地户数就增长了三倍，而实际人口应该增长更多。经济的发展、人口的增长，也对边界产生了影响，比如在档案中看到的赵继炳“私垦”一案。乾嘉之际，贵州桐梓人赵继炳为了获准开垦川黔交界的白沙坪，曾多次到叙永、仁怀两厅及贵州藩司衙门报垦，但都因为该地区处于两省边界、人迹罕至，地方官虽经过一番争论，最后却因担心边界会“聚匪滋事”，驳回了赵的请求。这显示了随着人口的增长，人们开始对交界地区的“荒山”产生兴趣，而地方官最后还是基于对边界地区的特殊属性，拒绝了对此地的开发。从这也可以看出从明到清边界观念的转变，即与明代不太在乎“内边”的边界相比，清代对已经成为“内地”的两省边界更加重视，这可能是跟人口的暴增相关，也体现了清代对政区边界更加近代化的观念。

四、清后期：社会动荡与交界问题的凸显

咸同年间外部环境整体十分动荡不安，几省交界地区就成为了所谓盗匪的“渊薮”。太平军过境并在此活动了一两年时间，对当地的影响甚大。根据清代《叙永档案》，“难民”与“散勇”伴随太平军的到来而出现。所谓“难民”，即随太平军裹挟而来的外地人口，尽管官府要求投诚的难民回归原籍，但绝大多数还是留在了当地。“散勇”则是平定太平军战乱后要求回籍的湘军，他们当中同样很多人留在了四川，而无正式的组织，对社会治安问题产生影响。除此之外，史料中还出现了很多“滇匪”、“黔匪”，他们常常游荡在川、滇、黔交界地区，跨境劫掠后逃回原籍，或与太平军及其余党联合，难以控制。

在匪患发生的同时，由于社会动荡，晚清的商贸活动受到了影响，长程运道堵塞，这也使得川南地区大量百姓失去了生计。于是很多人脱离定居地转而流窜做“匪”，《叙永档案》中也多有描述苗匪活动使商贩稀少的情况。而那些选择定居生活的人，为了自保组织了团练，成为当时最重要的基层组织，在太平军过境后改革产生的“大团总”更成为重要的地方精英。然而这些看似合法而定居的地方基层组织也会有所谓“不法”的行为。比如在《叙永档案》中看到，地方团总为了办运军粮，经历了从买到抢的过程，这也导致该地区作为合法人民的成本越来越高。

当然，普通人也能在战乱中找到一些生存的策略，石博士从《叙永档案》中选取了利用多重身份与跨界活动的两个案例。第一例，跨境者的多重身份——王春元案。王春元从贵州来到四川，他对川称自己是迁居贵州的叙永人，有土地在叙永过来收租；对黔方面，被认定为土匪头子。这样他利用了四川、贵州两省信息不对称，两边无法达成对跨境者身份统一的认识，以谋取自己的利益。第二案，团练庇护下的跨境者——陶林家案。陶林家与叙永厅西一屯大团总杨开泰产生纠纷，而陶林家的地主南一屯杨屯山则为其开释，为了打赢官司，杨开泰列举了很多南一屯与陶林家勾结邻省“贼匪”的事情，最终地方官并未深究，息事宁人结案。可以看出团练本身是互相清楚团内的人与邻省“贼匪”有关系，当不是过于严重时并不告知官府。陶林家这类人依附于省界一侧的团练，通过跨境行骗、勒索牟利，但却隐藏在大团总佃户的名义之下。而地方官顾及大团总在维护地方中的重要角色，并不深究其它。

光绪末年，赵尔丰升任四川总督，开始了剿匪活动，认为边界错杂是根本原因之一，并试图解决。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进行了政区改革，将永宁县衙门迁到古蔺，并重新划分叙永厅和永宁县辖地。与此同时，为了保障地方人民的生计，在厅县成立了两处“劝工局”，以“羁游惰”，招揽人民做工。除了官府的改革之外，地方社会与经济秩序也在逐步恢复，重庆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开埠后，土烟种植在川南兴起，商贸活动变得再次活跃起来，很多人再次参与其中进行跨境贸易，一定程度上稳定了边界的社会秩序。

在总结部分，石博士对在讲座中的重要问题进行了梳理。第一，所谓的“交界地区”真的是少数吗？在石博士看来，边界是普遍存在的，或许完全与边界无关的“中心”反而是少数。直到1997年中国还有80%省界存在争议，历史时期在这一问题普遍存在，很多人的生活与是与边界息息相关的。第二，关于明清时期不同的边界状况与观念问题。石博士认为，明代在“内边”地区不要求“清晰”的边界，所以呈现出“模糊的卫所，遥远的土司”的状况；清代在现实中清代虽继承了明代的格局，但理念上却试图将边界清晰化，反映了清代现实与理念的矛盾。第三，关于激发“交界性质”的因素问题。石博士认为在清代前中期，经济发展带来更多的生存机会，人口暴增将人挤向交界处；到清代后期，战乱压缩了“合法”的生存空间，人们在边界地区寻求生机。第四，跨境者利用边界进行“制度套利”的生存策略，主要有身份表述和跨境游移两种方法。第五，经济秩序同样也是交界地区的社会秩序，比如清中叶的铜铅盐长程贸易和清末的鸦片贸易都对边界的社会稳定起到很大的作用。

讲座结束后，在提问环节，听众就“边界的观念”、“清代边界观念的兴起”等问题继续与石博士进行了交流，深化了听众对这些问题的进一步认识。同时，主持人陈博翼老师在最后也指出了，在相关领域，借鉴国外经典研究的价值所在。本场讲座经由B站实时转播，连同腾讯会议，观看人数峰值超过了10000人，展现了该研究不小的吸引力。

撰稿人：贾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