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11月17日晚20时至22日，清华大学历史系副教授曹寅博士受厦门大学历史系之邀，通过腾讯会议做了题为《“撕毁国父画像，以示决裂”：中国海员战时工作队与1942年加尔各答华人暴乱》的学术讲座。讲座由厦门大学历史系陈博翼老师主持，本场讲座系厦门大学历史系主办“多元文明共生的亚洲：从印度洋、海岛东南亚到列岛”青年学者系列讲座第一场。

曹寅，江苏扬州人，清华大学历史系副教授，清华大学唐仲英青年学者。南京师范大学学士，上海社会科学院硕士，新加坡国立大学博士，上海纽约大学环球亚洲中心博士后。研究方向为印度近现代史，全球史，中印关系史。著有From Policemen to Revolutionaries: A Sikh Diaspora in Global Shanghai (Leiden: Brill, 2018)。目前正在撰写一部有关二战期间印度华人旅居者的专著，同时亦关注十九世纪下半叶至二十世纪中叶中印缅边境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及其与该地区现代国家建构以及自然环境变化的关系。

本次讲座将以1942年于印度加尔各答成立的中国海员战时工作队为中心，探讨国民政府在抗战期间的国家建构计划，英印政府的殖民主义焦虑，以及华人水手的“不被统治的艺术”。本研究最终试图呈现中国国民政府对于在印华人水手的规训以及华人水手的反抗如何引起了英印殖民政府的地缘政治焦虑，而这一焦虑继而被独立后的印度政府所继承，因此为1950年代后的中印关系奠定了基调。总体而言，本讲座将为我们理解当下中印冲突提供一个不同于以往的解释角度。

讲座纪要

曹寅老师首先用一张1942年杂志封面的孙中山画像引出事件背景，从图片上文字可以看到孙中山作为中华海员组织的创始人，当时的华人水手为什么还要撕毁画像？带着这个疑问，曹寅老师引用丰富的史料娓娓道来整个事件的经过。

杂志封面的孙中山画像

20世纪40年代活跃在印度洋和南中国海上的主要是四家英国的船运公司BLUE FUNNEL，ANGLO-SAXON，SILVER和BEN LINE。

四家英国船运公司的海报

这四家船运公司的船员基本上是华人，因为四家船运公司主要是从加尔各答到仰光再香港和上海，主要港口都在华南和东南亚地区，所以这一区域的华人船员比例达到了70%左右。

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太平洋战争的爆发，1941年12月，日本人占领了中国沿海，还有东南亚的大片土地。大批港口例如上海、香港、仰光和新加坡被日本人所控制。很多中国籍船员就逃往加尔各答。据统计，当时加尔各答大约有4000多名水手，然而这些水手到达加尔各答以后很不满意，这些不满不断累积，犹如火药桶随时可能引爆。产生不满情绪的具体原因如下：

第一、因战乱这些中国水手无法按照原约定回到家乡。

第二、华人水手的工资比欧洲籍船员低，华人水手不满他们的收入。

第三、大部分伤亡船员无法领到抚恤金，或者抚恤金无法汇到家乡。

1942年日军所占领地区

偏偏在这个时候，1942年的中英海员协定生效，按照这份协议应当给华人水手增加工资和风险补贴，然而在印度洋地区已经有大量的印度水手，一个印度水手一个月的工资大概是54-75印度卢比，但是华人水手的工资已经增加到了65-125卢比，船运公司作为私人企业当然要考虑成本因素，因此1942年5月到6月这个期间大批华人水手被解雇。

根据规定，假如船运公司解雇水手，需要把水手送回家乡，如果不能按时返回，那么船运公司需提供给这些水手每人每天30卢比的生活费，大批闲置下来的华人水手在收到这笔钱后开始了赌博，导致加尔各答赌博业的兴盛，所以在印度的英方殖民政府便要求国民政府派人来管理这批华人水手，英方出钱，中方出力，双方一拍即合，国民政府随即派出中国海员战时工作队。

这个工作队一行二十人，主要由两派组成，一派是以吴铁城为主的政学系，另一派主要是军统。工作队的任务主要分为两项：

第一、登记失业华人水手信息，集中管理华人水手。

第二、为失业华人水手谋取出路。

中国海员战时工作队吴铁城照片

英国当局打的如意算盘是：这些华人水手可以被美国人雇佣，从中牟利，然而让英国人没想到的是，美国一番评估以后决定不雇佣这群华人水手。船运公司以及英印政府糟糕的财政状况也无力继续提供其生活费用，于是出台了一项规定：1942年11月1日以后不再发放每人每日30卢比的生活费用，中国领事馆也通知华人水手在这个日期之前必须加入工作队，否则他们将会丧失领事保护和海员身份。

大部分华人水手当然不愿意去工作队，他们担心加入工作队后会被送到前线充当炮灰，于是部分华人水手重新回到船上开始工作，或者留在加尔各答经商，还有部分水手偷跑到了孟买，大部分留在加尔各答的华人水手成立了不少组织，例如海员体育会和海员谈语会。

当地的赌场考虑到这些水手参加工作队之后生意会一落千丈，便极力阻止水手加入工作队，出大量资金，整合加尔各答的海员组织，成立了中国海员礼仪促进会，对抗中国海员战时工作队。两个组织不断发生冲突，最终爆发了1942年11月24日的事件，在加尔各答的华人水手冲到了工作队驻地，抢出挂在工作队办公室的总理画像，当街撕毁，并抢劫了工作队官员。

国民政府得知情况后颇感震惊，蒋介石立即命令在印度的中国远征军总司令罗卓英前去调查，罗卓英到达加尔各答后，组织这些华人水手在培梅中学谈判，罗卓英泛泛而谈，没有提及华人水手关心的收入问题，谈判进行到一半，水手便向罗卓英扔石头表达抗议，随后抗议声势越发不可收拾，罗卓英只能仓皇而逃。

谈判地点培梅中学

民国中央政府为了尽快解决问题，想到动用征兵法，把这批水手强征到中国远征军的队伍中，以实现对其有序管理。1942年12月4日，这批水手照常来到中国驻加尔各答领事馆门口抗议，突然从领事馆内冲出100多人的宪兵队，周围还有500多人的印度警察，两队人迅速包围了领事馆周边的路口，这批水手便被逮捕，连夜送到中国远征军的训练基地。当时的中国远征军由美国统领指挥，美国人拒绝接受这批来路不明的华人水手，又将他们原路送回到了加尔各答的工作队，华人水手回到加尔各答后又恢复到了好吃懒做的一种生活状态，可以说中国海员工作队的工作是完全失败的。

中国驻加尔各答总领事馆

由上述中国海员战时工作队的失败，曹寅老师引申到了二战时期中国的国家构建，一些著作谈到了中国国家构建基础是建立现代化的国家机构（institution-building），比如建立现代海关、警察等机构。然而Kevin Landdeck的博士论文用四川征兵制度论证了国民政府在建构国家的时候从组织构建（institution-building） 到形象构建（image-building）的转变，二战刚开始的时候四川的征兵制度也是完全失败的，没有人愿意去当兵，1942年这个制度出现了转变，国民政府不再通过建立机构来实现国家的建构。政府认识到构建国家形象既省钱又事半功倍，因此在重庆建立中国青年军，这支青年军队收录的都是精英知识分子、大学生和文化人，这支部队是不用到前线打战的，只负责在后方拍照宣传，给国人以及外面盟友展示中国军人的新形象，国民政府希望通过这种宣传得到更多美国的资助。

Kevin Landdeck博士论文的封面

同理，中国海员战时工作队也属于形象构建（image-building），这个工作队就是作为面子工程展现给印度以及二战盟友的。然而工作队的失误不仅造成了海员对其缺乏信任，同时还导致英印政府对工作队充满了警惕，在一份情报机构的档案资料中可以看出，英印政府甚至觉得国民政府要为这些海员建立治外法权的租界。二战后，这种焦虑仍没有被释除，并蔓延到了独立后的印度政府，导致其对新中国依然充满了警惕和猜疑，这也为1950年代后的中印关系奠定了基调。

曹寅老师从一个发生在加尔各答的华人水手暴乱事件出发，由小见大，从另外一个角度探寻了中印关系发展的背景，讲座吸引了大量历史、国际关系和政治学的老师和同学参加。在讲座结束后，线上观众针对讲座内容进行提问，曹寅老师依次进行了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