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9月29日晚19时，云南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刘磊教授受厦门大学历史系以及厦门大学美国研究中心之邀，通过腾讯会议作了题为《冷战时期美国的核武器政策与国家安全战略》的学术讲座。本场讲座系“厦大南强世界史”和”“强基拔尖人才”系列讲座，由厦门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南洋研究院高艳杰教授主持，来自厦门大学和全国各地的200多名听众参加了此次讲座。

讲座开始

刘磊老师此次讲座旨在探讨冷战时期美国的核武器政策与国家安全战略问题，也是刘老师新书的主要内容。讲座伊始，刘磊老师在感谢厦门大学历史系的邀请后，简要介绍了讲座题目，并分享了新书出版经历。围绕“六个尝试”，刘老师着重分析了研究的基本思路与特征。其主要包括：核战略思想史与决策史相结合研究的尝试；核战略与总体国家安全战略相结合研究的尝试；核战略中，把宏观战略涉及、具体武器研发与部署、军控与反导政策等因素有机融合的尝试；政府决策与国会博弈互动研究的尝试；国内决策与对外关系互动研究的尝试；方法上将官方的军政档案与非官方个人资料结合互动研究的尝试。

刘磊老师新书《冷战时期美国的核武器政策与国家安全战略》封面

讲座主体内容共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冷战时期美国历届政府核战略之间的延续与变化；第二部分冷战时期美国核战略的形成与发展的决定因素；第三部分冷战时期美国核战略与国家安全战略之间的关系。

冷战时期，美国历届政府根据核武器技术的发展和美苏核力量对比以及冷战形势的变化，制定了一系列阶段性、代表性的核战略或政策。刘磊老师指出，这些战略之间既有共同的延续性，也存在着诸多差异。这些差异反映了战后美国历届政府对各自面临的不同安全形势或挑战的不同认识和反应。而它们之间的延续性则体现了美国政府一贯的价值追求以及核武器固有特性本身对核战略的影响。

在此基础上，刘老师认为美国的核战略大体可分为三个大的阶段。第一阶段为20世纪40年代中期到20世纪60年代初期，即核武器出现之后到古巴导弹危机之前。这一时期，美国一度垄断核武器、占据绝对核优势，重视第一次打击力量和掌握核战争的主动权。第二阶段为20世纪60年代中期到70年代末，在将近20年的时间里，美苏逐渐实现了核均势，核战中的主动权成为了美苏共享。在此阶段，美国接受了相互确保摧毁的局面，重视第二次打击力量。第三阶段为20世纪80年代到20世纪90年代初期，由于受到里根时代的影响，美国又一次寻求核优势，追求理想的战略防御，实现确保安全。具体在每届政府任期内有不同的战略政策。

除了核战略外，美国核军控与裁军政策、导弹防御政策也是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的制定、执行及政策演变由当时美国政府的总体核战略决定。

关于美国核军控与裁军政策，刘老师认为从杜鲁门以来，历届美国政府所奉行的基本政策都是在不同程度或意义上防止核扩散。美苏双边核军控成果体现了核大国通过相互自我约束的方式来减少和防止核战争危险的努力。由于多种复杂因素的影响，美苏在全球范围防扩散的努力有成功也有失败。具体而言，冷战时期美国的核军控政策主要有四个特点：一是美国满足自身充足安全感是实行核军控的前提；二是美国在核军控协议为自身提升未来的技术水平突破预留空间；三是美苏实现核均势之后，比之前更容易达成核军控协议；四是每项协议的内容和效果都必须满足或者不破坏当时相应阶段美国总体核战略的核心要求。

关于美国的导弹防御政策，刘老师表示冷战时期美国的导弹防御政策大体也可分为四个阶段。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美国由于技术的限制，其政策为“保持研发而暂不部署”；20世纪60年代末期，为了应对国会的考量以及增加对苏谈判的筹码，美国政府将政策调整为“有限部署”；20世纪70年代，美国处于战略收缩期，其导弹防御政策转为限制部署；20世纪80年代，由于里根政府的战略转变，美国的导弹防御政政策为从地面到太空到海外“全面部署”导弹防御系统。

通过梳理，刘老师总结了美国导弹防御政策的两个特点。一是反导技术的本身发展会约束反导政策。二是核均势时代，在坚持“相互确保摧毁战略”的较长时期，美国各界政府并不注重积极发展导弹防御系统，而是通过相互限制反导系统来保证相互确保摧毁战略的相互威慑效果，最终维持“恐怖平衡”格局的稳定。直到里根政府时期才准备放弃“相互确保摧毁”战略而寻求“确保安全”，从而积极致力于发展导弹防御力量，重建战略优势。

刘磊老师指出影响美国核战略演变的因素主要基于两个层面，首先是物质因素，包括核武器技术本身的发展以及美苏核力量对比的变化；其次，非物质因素主要集中于思想层面，美国的“官智合流”或“政治——学术复合体”体制促进了政界和学界思想碰撞与交流，从理论基础上影响了美国核战略的形成与演变。

其中，“政治—学术复合体”对美国核战略思考与讨论主要包括两个大的方面，一是在核武器技术持续发展背景下，美国核战略本身变动的必要性和发展方向；另外一个是基于对苏核武器与核战略、美苏关系动态或冷战格局变迁的研究而思考美国具体的对苏政策，从而最终服务于美国的遏制战略或与国家安全战略。在美国的“政治—学术复合体”的体制下，学界与政界在核战略决策上形成相互带动的互动关系，主要代表人物有尼克松时期的施莱辛格，卡特时期的布热津斯基以及里根时期的里根本人和泰勒。

在具体讨论核战略与国家安全战略关系之前，刘老师首先厘清了“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由来。“美国国家安全战略”作为官方正式概念和文件名称，首次出现于1987年1月里根向国会所做的第一份美国国家安全报告。但刘老师认为从其实际意义与政策实践角度看，1947年的国家安全法早已把制定和执行国家安全政策予以机制化和法律化，而1950年杜鲁门政府的NSC68号文件则成为其首次正式实践。

核战略与国家安全战略关系

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又称大战略，对军事战略以及经济、外交等战略具有指导和统领作用。国家安全战略在内涵和外延上都超越了军事战略，在战略目标、手段和所涉及领域上较之有极大拓展。军事战略以及经济、外交等战略都是国家安全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其总体目标服务，是国家安全战略的具体实践。

因此，刘老师认为应当把美国的核战略放在整个国家安全战略框架下进行分析和总结。从国家安全层面上看，包括美国在内的绝大多数国家所界定的国家安全利益主要有居民与领土的安全、国家主权的维护、政治制度与价值体系的维持以及自身的国际地位。一旦美苏发生之间发生核战争，以上四大要素会被同时严重伤害，乃至被彻底毁灭。在冷战与核武器并存的时代，美国所面临的首要国家安全威胁就是大国间的核战争。以威慑战争为核心的目标的核战略，毫无疑问在冷战时期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中占据主导及核心地位。

概言之，冷战时期，美国核战略早已远远超越常规的军事战略和其他的外交、经济等战略，在国家安全战略中占有重要而关键的核心地位。很多时候，美国部分外交与经济政策要围绕着核战略展开，而核战略思想的变化与发展，大体而言都是在核威慑这一框架进行。核武器始终都是美国各种战略手段中“最具威慑力的最后手段”。

结语部分，刘磊老师从历史和现实两个维度再度强调了核问题的重要意义。在冷战时期，核威慑为了保持冷战“冷”的状态，发挥了关键而有效的作用。核大国在实践中相互形成实际上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核禁忌”。大国的核武器与核威慑从根本上维护了世界总体的和平。而冷战结束以后，特别是“911事件”以来，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重点由威慑核战争一度转向反对各种形式的恐怖主义，后来发展到当前应对新兴大国的挑战。但是，核武器相关的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依然摆在美国及世界人民的面前。防止核武器以任何形式（国家与非国际行为体的行为）伤害人类社会，依然是包括美国在内负责任的国家所要警惕和重视的重大安全问题，也是全球安全治理的重大问题。

研究历史就必须关注档案资料。刘老师也分享了书中使用的原始档案资料，包括总统图书馆、数据库和微缩胶卷等档案资料，并详细介绍了美国馆藏档案的具体情况。讲座的尾声，刘磊老师坦言了书稿的一些缺憾，并分享了个人治学、研究的感慨与体会，勉励同学们要坚守学术的理想与情怀，而不单单是靠物质激励。在面对困难之时，一定坚持下去，要相信自己的能力。

高艳杰老师与刘磊老师线上交谈

讲座结束后，高艳杰老师对讲座进行了简要的总结和点评，认为这次报告详细梳理了冷战时期美国核战略的发展历程，并强调了当前核战略研究的重要意义。高老师还提到当下全球史和跨国史成为主流之时，传统外交史反而成为了稀有学术话题。其实不应该放弃或者是忽视全球或区域网络关系中明显具有相对独立特征单元性的对象，因为我们目前仍然生活在一个民族国家所主导的时代。问答互动环节，线上师生提出了“在当下俄乌冲突中，核武器在外交政策中的作用如何？”“美国国内民众对核战略的态度和影响”以及“进行当代核战略研究需要的素质和知识结构”等问题，刘磊老师依次详细解答。本次讲座在热烈氛围中圆满结束。

   供稿：杨金璐

审核：高艳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