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德基老师1946年到厦门大学历史系任教，正是我们上完普通基础课转到校本部上专业课的时候。熊老师开设“中国通史”和“中国近代史”课，1949级历史系仅有5名学生，面对这5名学生，熊老师和罗志甫、林惠祥等几位历史系老师一样，总是工整地书写板书，认真地讲解史实，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熊老师到厦大的时间，正是校内外学生运动风起云涌的年代。他和进步教授一起，多次发表声援学生运动的文章和题词。如1947年台湾人民“二·二八”起义，遭到国民党反动派的血腥镇压之后，映雪楼一、二、三室诸同学奋战通宵，在进步刊物《实践社》上发表“二·二八”特刊，王亚南、郭大力、熊德基、林惠祥和罗志甫等教授慷慨题词，声援台湾人民的斗争。又如：由于国民党当局发动内战，四大家族巧取豪夺以至物价飞涨，民不聊生，而厦大学生中的多数人由于生活无着面临失学的威胁。厦大学生与京、沪、杭各大学一起，以“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为主题，开展了声势浩大的学生运动。学运组织者急电教育部当局，提出扩大公费学生名额、提高公费标准和教职工待遇等要求。在迟迟未获解决的情况下，厦大地下党组织助学运动，向社会发出“救救穷苦学生”的呼吁。同学们纷纷制作助学花、助学章，到厦门各街道、各商店义卖劝募，或由学生会组织演出音乐会、进步话剧和体育竞赛等，把门票收入分给生活困难的同学。

熊老师于1947年10月9日撰写了《我为助学运动呼吁》一文，登载在厦门《江声报》上。他慷慨陈词：“助学运动是青年向上热予求知的运动，这个运动产生于多难的中国具有伟大的意缅怀熊德基老师义。十四年抗战使中国社会已非常残破，而今日又面临另一个战事，大半个中国都在烽火中，使社会经济更加凋敝，直接使绝大多数国民陷于艰苦，间接则使青年没钱缴纳膳费而遭遇失学的威胁。”他指出，青年失学将使国家损失多少英少，而“有骨气、有毅力的青年也并不甘心于失学，他们根据人的权利，有理由要求受教育的机会。每个人都有权要求温饱，要求自由，要求获得知识”。他在文章中还写道：“我，一个教书人，也正如汪校长以及许多教授一样，愿向闽南数百万有正义、有热情的人士为这次的助学运动而呼吁，因为我坚信：每颗心该得到智慧，每个青年该得到教养!”

熊老师不仅为助学运动呼吁，而且给贫困学生以具体帮助。1948年秋季，他应聘为集美中学高中班历史教师，可是他把机会分别让给几位历史系的学生，记得除我本人之外，还有朱汝安学长等都得到熊老师的关照。我分到高中二年级一个班的教学工作。当时厦门与集美之间没有海堤相连，我必须清早5点走路到客运码头，乘上第一班汽轮，赶到集美中学上8点的课，早上和中午，学校都供应比笃行斋丰盛得多的饭菜，每月还有一定的报酬。这个工作对我这样的穷学生来讲，真好比雪中送炭。当我在来往的汽船上迎风观赏绚丽多彩的海景时，每每为熊老师对学生的关怀而感念不已。

1948年，熊老师指导我写毕业论文，题目为“邓茂七领导的农民起义”。我曾在鼓浪屿“中山图书馆”查阅馆藏的福建各县县志，摘录一些资料，得知邓茂七系闽中农民，明朝末年，他发动的农民起义遍及南平、沙县等几个县。熊老师要求我以唯物史观整理这些资料。遗憾的是，由于厦门白色恐怖日益加剧，作为中共地下党员，我不得不于1949年2月放弃学业，撤离厦门，最终也没能在老师指导下完成毕业论文。

1957年8月，我由上海调到北京工作后不久就得悉，熊老师也在这一年来到北京，任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所长。当时，他们全家住在北京东城区交道口北三条胡同里的一个大四合院里，这不是我们在电影看到的那种树影婆娑、幽静高雅的典型四合院结构，确切地讲，更像北京后来的大杂院。院内东西厢房已有安排，熊老师一家六口人住在北屋四小间里，旧式的北京平房内没有暖气设备，冬天要在屋内安装烟囱，用蜂窝煤生铁炉取暖，生活十分简朴。

那些年间我们常有来往，每逢年节或有历史系的老同学来京出差，我们都结伴前去探望。如在武汉长江水利委员会工作的陈淮(1950级历史系，原名陈道圣)，1977年为筹办“长江流域水文考古展览”，曾在北京小住。他多次去拜望老师，老师也到他下榻的“文化部招待所”看望。“长江流域水文考古展览”于“文革”刚刚结束后的1977年5月至7月，在北京故宫博物院内的乾清官连续展出3个月，引起国内外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和重视。熊老师听取了陈淮的介绍，详细观看了展览。对长江流域历史洪水和枯水期以及河道历史演变等水文考古的文字资料，以及实地考查的诸多石碑与洪水题刻相片，熊老师都十分赞赏，他肯定“水文考古”是考古学新的边缘学科，认为化社会科学研究成果为生产力，是前人未曾考虑和实践过的新方向，是很值得研究的课题。后来，长江流域水文考古的科研成果获得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奖，并为葛洲坝、三峡大坝等重大工程的设计方案提供了极其重要的参考依据。历史事实证明了熊老师当初的预言和见识的正确。

1985年1月，我的老伴蔡幼华(林敏)逝世，熊老师亲自参加遗体告别仪式并签名留念。老师为学生送别人生的最后一程，白发人送灰发人，彼情彼景，令我深受感动。

记得1986年，为筹备成立厦门大学北京校友会，拟把一九四九年前毕业的同学首先组织起来，我们参加筹备工作的跨年级、跨专业的十几位老同学曾多次在他家聚会，熊老师亲自为大家端茶倒水，与我们这些当年的老学生晤谈甚欢，十分平易近人。

1987年1 1月26日，熊德基老师在走完他74年的人生旅程之后，溘然辞世。当时我正回福建探亲，未能参加老师的悼念活动，回京后闻讯立即来到他家吊唁，并慰问其夫人陈可贞学长。熊老师的遗像周围挂满挽联，其中，北京大学冯其庸教授送的一幅挽联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上书：“一身正气，两袖清风；四壁图书，几点残墨。”简短的十六个字，概括了熊老师朴实无华又不平凡的一生。从后来阅读熊老师的生平事略中，我们才知道，他不仅是一位治学严谨的史学家、教育家，更可贵的是，他从青年时代就积极参加革命。1936年秋，在北京中国大学读书时，因参加学生运动而被国民党当局逮捕，两个多月后才由学校保释出狱。他写的几首诗反映了他当年大义凛然、视死如归的气概。

被捕(1936年旧历正月底)

漫天风雪六街愁，谋国宁当株九族。

帝齐刘豫生应愧，临别知交留一语。

披发从容作楚囚。断头何须博千秋。

抗虏文山死不休。莫教老父枉担忧。

狱中不寐(1936年旧历二月初)

铁马悲鸣月色低，朦胧灯影人声静。

睡久无聊闲扪虱，刑场一死须臾事。

思亲忆旧壮怀凄。寂寞狴犴鼠影迷。

梦回有泪怕闻鸡。留得遗诗带血题。

出狱(1936年旧历四月)

党锢沈冤历苦辛，铁窗深锁千秋恨。

世乱难逃文字狱，头颅好筑麒麟阁。

天教小劫厄劳人。木栅长封万里心。

时艰敢惜薜萝身。何必生还楚逐臣。

熊老师生于1913年，被捕时年仅23岁。1938年秋，他参加了中国共产党，激动之余，又赋诗言志：

古意(1938年入党宣誓)

妾心如金石，妾心如皎月。

此夕既相许，万古不磨灭。

在白色恐怖下，他只能借用“妾”、“相许”等隐喻，表达他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的坚贞之志。

1937—1939年，熊老师任南昌《大众日报》编辑部主任；1939年后，在西南联大读书及以后任教期间，又历任中共联大师范学院党支部书记、总支组织委员、书记等职。熊老师为抗日救亡运动做了大量工作。

1946年秋后，熊老师来厦门大学任教，有一首诗就是写他当时于清晨在厦大海滨漫步的情景：

晨雾初收海色奇，披襟一任海风吹；

印沙足迹无题画，拍岸潮声叠韵诗。

纵目看云消积虑，放怀拾贝养顽痴；

年年避地吾何望，鹭岛犹堪饱蛤蜊。

此情此景，我们厦大校友都有亲切的体会。

1949年初，熊老师任闽西南白区地下党厦门临工委书记。而当年2月，我已离开厦门，他在这一时期的工作，许多同志的回忆录中均有记载，我则不可能提供更多的资料了。

在繁忙的教学和党务工作之余，他对诗词仍情有独钟。老师逝世后，由其夫人可贞学长整理，陈景汉、蔡诗灿、蔡厚示等学长帮助校正，出版了《鉴堂诗草》，收集了他生前写作的诗词200余篇，其中不乏绝唱佳句。正如韩国磐老师(厦大历史系知名教授)在序言中说的：“熊先生的诗词，内容丰富，感慨时事，系心家国，咏怀历史人物，歌吟山川名胜，以及记事怀人，送别咏物等等，尽收于笔底，斐然成章……然则熊先生之歌诗，其意美，其词工，固不可不传。其中革命史诗，述生死疾苦，记沧桑巨变，教育青年，启迪来者，尤不可不传也。”

熊老师的一生，读史、教史，又钻研历史，但由于大量时间忙于革命工作，其用于学术研究的时间相对减少，然他著述的《六朝史考实》，收集他一生研究、考证所写的几十篇论文，却反映出其严谨的治学态度。正如韩老师在该书的序言提到的：“然其功底深厚，力学不倦，马克思列宁主义著作及经史百家之书，靡不涉猎，而取精用宏，卓然有立……至于史学，乃其主治之学，尤为所致力者，然不轻易着笔，尝与人云：治史必须胸有真知灼见，决不可率而操觚；再则，必须全面掌握资料，为山九仞，尚不可功亏一篑，挂一漏万，更何从取信于人?又则不宜人云亦云，随波逐流，必须有所发明，有所发现，道前人之所未道者。执此以为准绳，亦可略见其治学之严。”韩老师还就《六朝史考实》中的几篇论文加以分析，认证：“皆钩深至远，有所发现，非徒空言，洵具史哉。”

熊老师给我们留下的少而精的“几点残墨”中所蕴含的丰富内容，无论从思想还是学术上，都令人回味无穷。

谨以此文缅怀师长，熊老师安息。

王豪杰主编：《南强记忆：老厦大的故事》，厦门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13-11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