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友风采

黄晓巍:行走如心

时间:2019年06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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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岳麓书院《师说》栏目之邀,我写了这一篇自述。在我的理解,写这篇自述是我向大家做一个详细一点的自我介绍,并传递一点自我的认知与思考。我取了个题目叫《行走如心》,有两层意思,一是回首过去、展望未来,勉励自己遵从内心,俯仰无愧;一是如心为恕,当需宽容从容以待人,尽己推己以处世。至于这个专栏所名的“师说”,却实在是我所不敢当的。

我的籍贯是福建省连城县,是福建西部山区的一个小县城。到我走出家乡,去厦门大学读书的时候,听老师讲客家历史,我才知道自己还有一重客家人的身份。这时回头验证,恍然发现自己从小生活的家乡,语言、风俗确实有些不同。语言上,我常向人举例,客家人说吃饭,实际用词是“食饭”,走路是“行路”,回家是“来归”。风俗上,我也常常向师友推荐我们的“游公太”民俗——这是福建连城、长汀交界的十三个族姓,合称“河源十三坊”,一起祭祀公太(太公,当即闽王王审知),祈望风调雨顺、居民安康的“祭祀联盟”,大约始于明代。祭祀十三年一轮,每一族姓祭祀一年,是称“祭公太”。一年期满,于每年农历二月初三,有盛大的出公太、入公太的仪式,故称“游公太”。这一个联盟,跨族姓、跨行政区,而以祭祀、礼仪为纽带,是我们通常所理解的民间宗族组织、基层行政组织之外,又一种社会组织方式。我所在的连城县宣和乡城溪村黄氏,也是河源十三坊之一。

家乡的这些,也许在不经意间,就播下了我学习、研究中国历史的种子。

推开历史的大门

2007年高考之后,我进入厦门大学会计学系,开始我的本科学习。不过,半年之后,我就申请转到历史系。大二开始,我正式成为了历史系的学生。究竟是什么因素驱使我要转系、要学历史,在当时我还不能完全领会,后来才渐渐地明晰起来。

转系前后,我始终会遇到来自他人的感叹:会计那么好就业,厦大会计系那么好!是的,这些都没错,也确实很重要。只是,在我决定转系之前,做过不止一次关于人生之生存、发展、幸福的分析,仅就其生存一项来说,会计系可以让我有较好的生存状态,但转系之后,只要我沿着自己的兴趣、专业坚持前行,足衣足食亦可无碍。这是第一点:转系之后,当不至于陷入经济困顿中失去未来。

后来我读到马斯洛的《动机与人格》,大生知己之感。马斯洛的动机理论,罗列了生理、安全、归属、自尊、自我实现五个层次的需要,低层次的需求得到相对满足之后,更高层次的需求就会出现,并主导一个人的行为。因此,人之少年,其生理、安全、归属等基本需求,由家庭负责满足,故而更多着眼于自尊、自我实现之需求及其满足。就我而言,我家虽贫,但也足衣足食,父母关爱。因而我在转系与否的选择上,也就更多地着眼于专业与人生旨趣的匹配,或即马斯洛所谓的“自我实现”。我转系时关于发展、幸福的规划,也正是认为,同在足衣足食的基础上,历史学对我兴趣的满足,对我的人格是更好的发展,更可能有幸福的心态。而且我也相信,在日渐多元的现代社会,会有更多的人能做自己喜欢做的事,不因稻粱谋而夭折了兴趣。所谓的自由不就应该是这样的吗?!

我父亲的大学专业是中文系,因此我家的书架上,颇放了一些文史类的书籍。我小时候的活动天地,就在我们那个一千人左右的小村庄中,莫说其他,便是基本的娱乐方式都极为有限。所以我不得不从父亲的书架中,去开发新的世界、获取新的乐趣。古典小说、历史叙事呈现的那个宏大的、有点陌生又有点亲切的传统社会,便深深地吸引了我。为年龄与环境所局限的我的视野,就这样被历史扩展了时间与空间的范围。我少年时的志向,不离纵马一生或指画古今。缺乏一副雄壮体魄的我,纵马一生仅堪入梦,不足为现实理想。因此,我的理想最终落脚于历史,希冀在历史中剖判真伪的脉络,寻求时空视野的扩展,建立和丰富对社会的认识层次与系统。

就这样,我带着懵懂踏入了历史学的大门。

板凳一坐十年冷

从本科经硕士到博士,我读了十一年的大学,其中十年学历史,算是科班出身,也得到了较为系统的历史学学术训练。

本科期间,我们最主要的当然是接受中国史、世界史的基础训练。此外,厦门大学历史系最具特色的,是民间历史文献、明清社会经济史的专长,相关的课程、田野考察、撰写报告都是极好的体验,非常具有现场感。

就我个人的感受来说,民间历史文献的训练,将我自小生活的福建的、客家的、山区的、农村的种种,与中国的历史关联起来,让我深刻感受到了历史的细节、层次。

转系的时候,我就已决定要本科、硕士、博士一路读上去,最后从事学术研究。我也较早就决定了要以宋史为研究方向。

大三的时候,顺着明清社会经济史向上溯源,我隐约感受到宋史的重要意义,大约就是严复所说的“中国之所以成为今日现象者,为善为恶,姑不具论,而为宋人之所造就,什八九可断言也”,就对宋史产生了兴趣。大三下学期,我翻阅《宋史·食货志》,写了篇关于宋代赈贷的学年论文。这篇论文经过大改,又成为了我的本科毕业论文。后来修改题为《宋代赈贷初探》,发表在《中国经济史研究》2014年第3期。这是我从事宋史研究的起点。

大四考研,我决定继续做宋史研究。最初报考北大,但遗憾地在复试失利。前路无着的时候,本科导师向我推荐首都师范大学的李华瑞教授。我写宋代赈贷论文时,即曾参考李老师的论文,也阅读过李老师的《王安石变法研究史》,知道李老师是宋史名家。现在名校既未能去成,投奔名师也是极好的选择。遂决定报考首师大,最后顺利且幸运地到了李华瑞老师门下,随李老师学习宋史。

硕士三年里,李老师言传身教,在授课、论文修改会以及平日的教导中,传授讲解宋史基础知识、框架和方法,以及重要的理论、热点问题。在这一过程中,我得以真正进入宋史研究的门径,夯实了史学基础。李老师还告诉我,学术研究当具备现实关怀、人文关怀,研究才会有意义,如果缺乏高度、视野而局限于细微的制度、仪节的考证,容易沦为自说自话。硕士阶段即将结束时,李老师推荐我去中国人民大学跟包伟民老师学习,希望我能在宋史领域继续深造。

包老师是宋史名家,专长是宋代财政经济史、城市史等方面。初入包老师门下时,我曾考虑博士论文要做导师专长的方向,以便于老师的指导,但最终因我本人的兴趣,选择了宋代朝会研究。这既要感谢包老师的包容,更要感谢老师并不因为这个冷僻且不便于他指导的题目,而让我放任自流。在博士论文构思、撰写的全过程,包老师从问题意识、论文框架、思维视野、写作方法、遣词造句等各个方面,给予了我全面的指导。譬如有一次包老师因故让我将他的一篇论文缩写、改写成一篇面向专业外人士的作品,我因此得以深入感受、学习了包老师的作文经验,收获良多。

2016年我申请了国家留学基金委员会的资助,到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访学一年,外方导师是王昌伟教授。王老师气质温润、学术严谨,具有国际视野。一次王老师特别问我,朝会研究能否增进“宋朝算不算一个帝国(empire”问题的思考?目的是启发我跳出单纯制度史的思路,换个思路并以国际视野来思考,让我深受触动。出国的这一年,我被拉出宋史领域,在东西交汇的新加坡,从中国学术的角度,重新思考中国历史的许多问题,感触别有不同。

回首这十年的历程,我并不算非常顺利,但已然是非常幸运的。从厦大到首师大、人大、新国大,我接受了较为全面、系统的历史学学术训练,掌握了基本的知识、方法和认识框架。在理想的路上,我虽然步履蹒跚,在南墙下撞破头,但在李华瑞老师、包伟民老师、王昌伟老师和其他很多师友亲朋的帮助下,未曾放弃、未曾偏激,在洗去年少的轻狂偏执后,逐渐成为一个合格的历史学研究者。

宋史与中国礼制史

从大三以来,我的专业方向始终都是宋史,未曾改易。不过,在硕士阶段将近结束的时候,我隐约感觉到自己的视野、思路似乎进入了一个瓶颈期。我后来想,这是不是与我太早确定宋史方向,局限了自己的视野有关?李华瑞老师曾向我们转述漆侠先生的话:“只学历史,学不好历史,只学宋史,学不好宋史”。而我之前却恰恰只学宋史,自我设限。我意识到这个问题,当时却没有任何解决的办法。到我博士一年级的时候,也仍然没有思路。

比较偶然的是,我误打误撞地选择了宋代朝会,作为我博士论文的选题。我最初关注朝会,是从宋代政治制度、政治决策的角度。也就是说,我仍然是就宋史论宋史,就政治论政治的有限的视野。但是随着我对朝会认识的加深,朝会的礼制属性逐渐展示出来。这是我完全陌生的领域,我在知识、观念、方法、认识结构等方面的严重不足,全面暴露了出来,迫使我不得不从礼仪、礼制史的角度去补课——包括经学之礼学、中国古代史、礼制史、西方人类学的仪式研究等等领域。

因对宋代朝会礼制的基本认识的缺乏,我反复阅读《宋会要辑稿》《宋史》等书的相关记载,填补自身的知识空白;为了对宋代朝会的演进历程有充分的把握,基于《宋会要辑稿》的记载,我辑录了《宋代朝会编年》;在博士论文开题之后,我的研究范围由宋代朝会上溯至唐代,苦于对唐代朝会认识的匮乏,在《五礼通考•朝礼》的基础上,我又辑录了《中国古代朝会礼制辑考》。还不仅仅是知识上匮乏,在观念、方法、认识结构等方面,由于眼界狭窄,我同样遭遇了严重的困难。为此,我从《周礼》读到《五礼通考》,以求对礼学、礼制不至于完全隔膜;阅读中国古代史的名著,学习其基本的研究方法,并借以突破以往局限于断代宋史的狭隘视野;阅读思想史的经典著作,希望能发掘朝会礼制背后的思想要素;阅读人类学有关仪式的研究,以理解中国古代礼制的特性与普遍意义;阅读社会科学的经典作品,试图在基本的认识思路、框架上有所启发、触动。

这一学习、反思及撰写博士论文的过程,让我的知识、观念和研究能力有了较大的提高,并完全改变了我既有的对宋史的认识结构。我也因之将我的研究方向,在宋史之外,增加了中国礼制史。我既对自己此前的浅薄,及开拓眼界过程中的苦学经历,心有余悸;也庆幸自己终于找到了方向,前路可期。

角色转换与展望

十年时光并不能一晃而过,相反,这么多的磨难、坚持与最终的成长,足以让这段经历以浓墨重彩的形式,长久地保存在我的人生画卷中。十年之后的现在,我有幸到岳麓书院任教。书院本身就勾连着古今,反映着中国。在新的环境,我以新的身份,开启新的旅程。

我的岗位,被称为“教学科研岗”,教学与科研并重,教学在先。在我的理解,教学并不仅仅是我向学生传递知识、思考的过程,也是我获得反馈,修正、提高、深化的过程。我要适应身份的转变,从学生到老师,从接受者到传授者;也要适应学习方法的改变——从接受老师的教导,到接受学生的反馈。

在科研上,我会以宋代为中心,从政治礼仪到祭祀礼仪、社会人生礼仪,以专题研讨的形式探讨中国古代礼制的演生动因、结构形态与变迁历程,思考仪式的中国特性与普遍意义,以期增加理解宋史的认识层次,总结并升华对整个中国古代礼制史的认识。

另外,我也将更加关注和体会生活,尤其是注重对家人的照顾和回馈。每个人都有很多个角色,都要好好地去践行。社会是立体的,人生也是立体的,单薄的人生,单薄的社会体验,撑不起完整的人格,也撑不起宏大的历史思考。


附教育、工作经历

20072011年,就读于厦门大学会计系、历史系,获历史学学士学位。

20112014年,就读于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获历史学硕士学位。

20142018年,就读于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获历史学博士学位。

20161220181月,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联合培养。

20187月,入职湖南大学岳麓书院,任助理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宋史、中国古代礼制史研究。


来源https://mp.weixin.qq.com/s/wbTBVfj9E9CC2kmytF2N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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