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锦麟
1979—1988年，在厦门大学学习、工作期间，很多老师对我们释疑、授业、解惑，传授知识和做人处世的道理，给了我很多帮助，终生难忘。有两位陈老师对我影响甚深。他们不仅是我的老师，也是我的长辈，是我生命中的贵人，他们是上个世纪80年代、90年代两任台湾研究所所长——陈在正老师和陈孔立老师。
陈在正先生是我入学时的历史系主任，我能如愿圆了上大学读书的梦，与在正老师有关，记得是陈孔立老师建议我给陈在正老师写一封自荐信函，这封信函开头的四个字，时隔30多年我还记忆犹新：我要读书。
1983年，我申请调往台湾研究所，尽管那时台湾研究所没有科研编制，但在正老师仍然接受了我，让我有机会从历史系调到台湾研究所工作，让我两度破格参加学术职称评选。在台湾研究所培训班期间，在正老师让我担任多个课程的教学培训工作，我的授课效果不错，得到不少学员的积极评价；他还和孔立老师要求我参与培训班教学，我遵从师命，出色地完成了教学培训任务。
1988年我被借调香港工作，孔立老师极力推荐我和卢涵前往学习锻炼，而在正老师也给予诸多的鼓励支持，最终才得以成行。随后我留在香港工作，也不断得到在正老师的诸多鼓励、劝勉。这位老党员、老教育家、历史学家，数十年兢兢业业，忍辱负重，顾全大局，宽仁以待，以德报怨，襟怀坦诚，一直是我人生的楷模和榜样。他的宽恕与包容、春风化雨而循循善诱的诸多事例，我一直记在心里。他总是在我人生的关键时刻给我一些有帮助的指引和建议，我很感激他。时至今日，他仍保持着一位60多年党龄的老知识分子的风骨与气节，尽管已经快90岁了，但他的品格和风范，仍给我诸多正能量的教育和启示，始终是我学习的榜样。
另一位陈老师，就是陈孔立老师，他和我的渊源关系要稍微深一些。
我和孔立老师的大儿子陈动，是双十中学初一年的同班同学，后来下乡插队也在同一个大队，先是不同生产队，再是同一个知青耕山队，再后来是历史系1978级同一年级同学。陈动的弟弟陈抗、妹妹陈静璇，我也很熟悉。师母施淑敏，原是双十中学历史老师，她是我母亲在漳州的中学同学，而我复习准备高考的历史辅导老师，就是施淑敏老师，我高考历史能获得全省第一高分的97.5分，与施淑敏老师的精心辅导有很大关系。
与孔立老师的一次近接触，是在1969年下乡之前。那时我刚学会游泳，与陈动一起到同文路附近的盐业码头游泳，孔立老师带着我们学跳水，他算是我的跳水教练。但很快我们就出发到武平去。不久以后，陈动说他们全家也下放到武平，孔立老师被安置在城关公社，那时的县城，条件稍微好些，我去过他们在城厢中学的宿舍，很小的一间厢房，光线不足，我只去过一次。不久之后，孔立老师全家调回厦门，他继续返回厦大历史系资料室工作。返回厦门后，孔立老师有一段时间和他的父母亲“蜗居”在一起，几个孩子只能住在客厅和走道上。时隔将近40年，他们一家数口生活于斗室的窘境，依然历历在目，那是那一个时代读书人真实处境的一个缩影。
因为在乡下超负荷的劳动我的腰坏了，有一段时间不得不返厦治病。陈动那时也得了肝炎，回厦门疗养。我到陈老师家走动的机会多了起来，他那时总会给我提供很多书籍，各种各样可以允许阅读的书籍。那是一段如饥似渴的阅读岁月，什么书都读，历史的，政治的，现实的，科幻的，苏联内部参考书，甚至也包括一些图书馆能借阅得到的禁书。我还有机会“旁听”陈孔立老师、颜剑飞老师，杨老师等人的聊天，聊天内容无所不包。心忧天下的人，无论他当时自身处境多么困难，一有机会相聚，总是坐而论道，抒发书生之见。在那段难熬的岁月里，还有彼此信任的真诚相待。
我在下乡期间，也有过若干次文艺创作的机会，记得有不少习作，都经过孔立老师亲笔修改，他修改得很仔细、很认真。记得一篇是描写八个红小鬼押送白军俘虏的话剧，一篇是描写我的另一位知青伙伴林依光返程后又再度下乡的报告文学。前者获得武平县那一年文艺会演第二名，后一篇被《厦门文艺》采用刊登。记得还有几篇小说、散文，也都让老师和颜剑飞老师修改批评过，孔立老师还专门请颜剑飞老师给我上写作课，讲授如何写作的入门知识，受益匪浅。想起来那都是40年前的事了。
多年后老师说起了20多岁被打成“右派”之后，自己的悲愤压抑无法抑制的心路历程，他总觉得对不起自己的家人、孩子，而“拨乱反正”后，自己仿佛又重获新生，拼命地工作，特别是恢复教学之后，就更忙碌了。而这时，也正是他在学术研究领域里的一次压抑多年、积累多年的“火山喷发期”。我拜读过他几篇关于明清时期文字狱的学术论文，关于厦门历史的研究专著，以及关于郑成功研究的学术论文。他在那几年担任了《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副总编辑。
在学期间，我给系学生刊物《求实》写过几篇历史研究的论文习作，也都得到孔立老师不厌其烦的修改。老师鼓励我，做学问犹如建造金字塔，基础越扎实，兴趣面越广，就越能提升自己，于是那一个阶段，我研究英国“光荣革命”，研究法国大革命“雅各布宾派”，研究林则徐，研究鸦片战争，研究郑成功，研究南明史，研究清前史、台湾史——他还多次鼓励我用系统论、信息论、二重性格组合等边缘学科理论研究历史现象，让我受教颇深，得益匪浅。
时至今日，我仍然清晰记得，我的第一篇学术论文，是1982年参加在厦门大学举办的郑成功国际学术讨论会时提交的《郑成功与南明宗室的关系》，这篇论文，孔立老师前后修改了7遍之多，连标点符号都给改了多次，他没有过多的言辞责备，只是不断指出你的不足，逼着你不断去查找新的历史资料，并给你适时的鼓励和肯定。这篇论文不仅在国际研讨会上提交发表，也在《厦门大学学报》上正式发表。这篇论文的原稿，我至今还珍藏着，这是激励我不断追求上进的动力之一。
在这之后，我的多篇论文先后在《厦门大学学报》、《福建社会科学》、《台湾研究》、《台湾研究集刊》等学术杂志发表。1986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编辑出版的《1985社会科学优秀论文选刊》，厦门大学社会哲学类的学术论文，只选用了我的一篇学术论文《笔帖式与康熙复台信息传递系统》；而《郑成功的多重性格组合》也刊登在《厦门大学学报》上，获得了不少积极评价。在厦大台湾研究所工作期间，我的数十篇学术论文，包括在新华社《国内动态清样》分两篇刊发的《论国民党两次“政治改造”》，均是孔立老师亲自修改后的结果，我的第一篇关于创设“台湾学”概论的学术论文，也得到老师的支持鼓励。对后学者的不吝提携，不断给予支持鼓励，是老师一以贯之的为人处事之道，他带的学生无数，每个人对老师的言传身教，都有感铭肺腑的深刻印象。
我的第一部学术专著《李万居评传》，老师也自始至终给予很多的研究意见，并详细审阅，逐章逐段加以修改，最终还亲笔作序，给了中肯积极的评价。这是我申请破格提拔副研究员的专著。老师是学校职称学术评选委员会成员，按照惯例，他不能参与我的学术专著的评审，但事后他告诉我，5名外校的学术评审委员，对这本专著的评价都很正面肯定，而事后我也获知，有关我的破格提拔，投票结果是18票赞成，据说是当年评选职称比较高的票数。可见他的学生还是经得起推敲的。
一日为师，终身为父。这是我父亲当年在我接到“大学录取通知书”时，反反复复对我强调的话语。我记得也是第一时间奔到老师家去报喜的，老师很高兴，但没给我太多劝勉话语。只是不断提醒你不要骄傲自满，务必要戒骄戒躁。他也担心我锋芒毕露，有时会有意无意伤及他人，引起没有必要的误会和阻碍，总是提醒我要学会“夹着尾巴做人”。在这方面，我的确修养不够，我总以为自己出身平凡，必须依靠自己的不懈努力才能获得成功，却不能在当时理解老师的良苦用心。
2006年，厦大校庆85周年，母校邀请我返校参加校庆活动，并在“南强讲座”及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发表两场学术报告。在正老师和孔立老师不辞年事已高，不辞劳苦，自始至终参与两场学术活动。我受聘为厦大台湾研究院客座教授，这是一份荣誉，我倍加珍惜。
那一次返校，在台湾研究院举办的校庆欢迎晚宴上，孔立老师很认真地对我说，锦麟成才了。
我从未从老师口中得到如此这般的认可，他从来不轻易夸我，无论我做得多么努力，总会提醒我的不足。但在我已快60岁之时，他的这句话，让我在倍感荣幸之余，更多的是如履薄冰、战战兢兢的心情。学而后知不足，我总觉得自己还有很多的缺陷和遗憾，有很多的短板和不足。2014年12月，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学术委员会一致通过聘请我为2015年新亚书院当代中国研究的唯一年度报告人，我已远离学术研究多年，但学术机构仍愿意邀请我，这是对我在香港近30年的努力的一种价值认定，是给我莫大的荣誉，也是对老师多年的教诲的一次微不足道的回馈。
在正老师80岁大寿，并没有太多惊动众多学生之处，孔立老师也是，但我从香港给他赠送了一幅“仁者寿”的书法条幅，据说老师很高兴。
“仁者寿”，对于两位陈老师而言，是恰如其分的祝福，也是理所当然的祝愿。在正老师离退休之后，仍著书不辍。孔立老师年逾八旬，每年撰写的学术论文仍居研究院榜首，并在2015年校庆期间，获得了“南强杰出贡献奖”，这是母校给予的最高褒奖，也是对老师60多年如一日的敬业和奉献实至名归的肯定。
在这两位老师面前，我真的不敢有任何怠惰之心，我现在还在努力打拼的创业路上，皆因为有两位老师的榜样，我更加愿意努力工作，无惧风雨，坚毅前行。
两位老师的风范，与母校“南方之强”的魂魄是一脉相承的，他们的“宽柔以教”，承继的就是厦大精神。过往未必有这样的参悟，随着年龄的增长，阅历的丰富，对在正老师、孔立老师的循循善诱，耳提面命的谆谆教诲，就会有更多深刻体悟。
谨以此文，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第31个教师节；谨以此文，对陈在正、陈孔立老师表示我们学生晚辈的无限敬意。
再一次感谢你们，感谢母校，也感谢那一个“拨乱反正”、翻天覆地的开放年代。
作者简介
杨锦麟，男，1978年入读厦门大学历史系扩招班；曾为香港凤凰卫视主持人，现为香港锦绣麒麟传媒创始人，资深媒体人。
（原载《我的厦大老师》，厦门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127—132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