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州日报》记者吴世渊

　　一

　　考古工作者郑嘉励最近出了新书，书名为《考古者说》，封面一侧有两行并列小字：“我这考古工作吧，上班就等于上坟。”

　　郑嘉励，玉环楚门人，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所长，从事田野考古二十多年，主要研究方向是宋元墓葬、唐宋城市遗址和浙江瓷窑址。

　　他主业考古，关于考古报告、论文的写作，自然不在话下。但他在田野考古过程中的所见所闻，以及生发出对历史、对人生的体悟，无法装进学术著述中，却又不吐不快。于是，闲暇时，他兼顾杂文写作。《考古者说》就是本杂文集子，以“考古”作外衣，“文艺”才是内核。

　　此书共分四编，分别为“寻墓”“石语”“读城”“格物”，对杂文题材作了大体归类。

　　“寻墓”写古代墓葬，是作者较有心得的部分。按他的理解，古墓葬是个极有思想张力的意象，它“连接着生与死，存在与虚无，过去、现在与未来”，是一部真正大书。

　　“石语”围绕古代摩崖碑刻，尤其是宋元墓志写作。访墓志、录碑文，属作者的工作内容，看得多了，也从中窥探出石文背后的世情百态。

　　“读城”内容显得学术许多，作者以嘉兴、金华子城遗址考古为案例，表述了他的城市考古方法论：既要关注城市的平面格局，也要关注每一个点位上纵深的历史沿革。

　　“格物”一编最为文艺，有考古行旅中的抒怀，有借古物为题材的闲适小品，还写到作者家乡玉环的老屋、盐田、碉楼、杨府庙。

　　在书中，郑嘉励的笔触时而诙谐，“我爷爷说，糟蹋字纸是种罪过，拿字纸擦屁股尤甚，轻者痴傻愚钝，重者五雷轰顶。上学读书，竟有生命危险，以至我有时又认为，追求真理可能是一项悲壮的事业”；时而深情，“我时常感慨于汉语的伟大，竟有‘敬畏’一词，道尽人心的曲折和微妙”；时而刻薄，“城隍庙唱着道德的高调，却又弥漫着暴戾、肃杀的气氛。今日网络上的一些人，以道德的名义对别人口诛笔伐，正是城隍庙的味道”；但字里行间，他始终保持着克制，“当年，他们的祖坟来不及迁走，全部沉没于水底。如今，他们泛舟湖上，在船上焚香叩头，向湖面洒一些花瓣，遥祭长眠于水底的祖先”。

　　做以上摘录，是受篇幅所限的无奈之举，这些文字段落，需要放置在文章的具体语境中，才会闪闪发光。笔触是为思想服务的，作者的第一目的并不在于“科普”，而是通过百味杂陈的文字，建立起考古与日常生活的联结。那些遥远的、古人的东西，实则与我们息息相关，并能引起大家的共鸣——这也是此书最吸引人的地方。

　　二

　　1995年，郑嘉励毕业于厦门大学考古专业，随即进入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起初，他做史前考古，发掘良渚墓地、河姆渡遗址。所谓“古不考三代以下”（三代，即夏、商、周），这是考古专业毕业生的自然选择。

　　1998年前后，他意识到自己的兴趣在历史时期，遂从事瓷窑址考古，浙江的越窑、龙泉窑天下闻名，除了做这个，也无其他选项。

　　到了2005年，他又觉得像瓷窑址考古这样太过专业的领域，并不符合他的天性，便改换跑道，开始关注浙江宋代墓葬和城市，兼及更广阔的田野调查，每到一地，寻古墓、探矿洞、看老房子、访墓志碑刻、查阅方志族谱等。

　　关于“为何从发掘瓷窑转为发掘古墓”，郑嘉励在《考古者说》的代后记《考古人的自白》中，有另一套说辞：此前发掘瓷窑，只因避讳坟墓与死亡；后来觉得逃避不是办法，怕什么就来什么，索性专门发掘古墓。

　　他用了五六年时间，调查、发掘浙江的宋墓，各色人等、三教九流均在范围内。他慢慢发现，古墓是一面镜子，映照着古人思想观念的变迁；同时，古墓又是认识历史、体验人生的绝佳素材，它可以帮助我们认清自己。

　　郑嘉励的职业生涯中，发掘过一些历史名人的墓，如绍兴宋六陵、南宋大儒吕祖谦墓、南宋权相史嵩之墓等，也协助警方追讨回惨遭盗掘的南宋徐谓礼文书——这是目前国内出土最完整的宋代纸质文书，当之无愧的国宝。

　　2016年5月，黄岩区屿头乡出土了南宋文官赵伯澐的古墓。郑嘉励临时受命，从杭州赶到台州主持发掘工作。发掘过程中，他坚持用电钻对棺木钻孔，释放积水，这才保住了棺内的丝绸文物。赵墓出土是当年的大新闻，记者前去采访，黄岩文化部门与当地的乡民都对郑嘉励赞不绝口，称他“保护了黄岩的宝贝”。

　　这几年，郑嘉励的工作重心转向浙江城市考古。在《浙江城市考古漫谈》里，他用一句话概括了浙江两千多年来的城市发展史，即：“一部‘千年老大’绍兴不断边缘化，隋唐以前的‘山中小县’，也就是后来的杭州，逐渐取而代之成为‘浙江首府’的历史。”

　　宋以前，城市形态缺乏史料记载，只能依靠考古发掘。浙江的不少城市，世世代代都在同一片土地上建设、发展，古代城市埋在今天城市的地底下，发掘工作困难重重。但有一例外，台州的“章安故城”在旷野上，适宜开展考古，倘若加以全面勘探，有可能厘清六朝郡城的具体布局和形态。作者也在书中大声疾呼：“章安故城的重大意义，再怎么形容也不过分，这无论对于台州，抑或对于浙江，绝对是罕见的、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敬请当地加强遗址保护！”

　　三

　　郑嘉励刚参加工作时，就写点小杂文，给《杭州日报》副刊投稿。后来，他认为要把主要精力放在业务上，长年奔波于田野，就疏离了杂文写作。

　　重新捡起写作是在2009年，受《杭州日报》副刊部之邀，郑嘉励在报纸上开设“考古人茶座”专栏，将考古、读书、历史、个人情感，煮成一锅文字，端给读者品尝。相比“小郑”时期的仰赖书本，“老郑”写作直接取材于田野生活经验。这些生活经验是唯一的，保证了他笔下的文字也是“唯一”的。

　　老郑很少在文章里传播“硬知识”——通篇描述良渚人的食物构成、石器种类、建筑结构的文章，只有专业人士才有兴趣，对普通人而言，了解这些有什么意义呢？不妨把硬知识转化一下，写“良渚人如何与自然相处，如何在有限的范围内尽可能地改造自然”，这样一来，能予以读者趣味的共鸣、思想的启迪——老郑就是这么做的。

　　当然，转化的先决条件是，写作者本就是个专家，有足够的知识储备，并融会贯通。郑嘉励很推崇傅雷的讲法：“感性认识固然是初步印象，是大概的认识；理性认识是深入一步，了解到本质。但是艺术的领会，还不能以此为限。必须再深入进去，把理性所认识的，用心灵去体会。”

　　写文章光有感性认识，会流于廉价的抒情；光有理性认识，会过于刻板；从感性，到理性，再到感性，才能写出好文章。“鲁迅在写《狂人日记》之前，一定是个心理学家，看透了封建旧知识分子的心理；同理，曹雪芹完全可以写一本清朝前期的社会学著作，但他更进了一步，终于写出了《红楼梦》。”郑嘉励说。

　　“考古人茶座”专栏很受杭州人民欢迎，老郑的文字也被《读库》的主编“老六”（张立宪）欣赏，他的《墓志》一文编入了《读库1602》。“我这考古工作吧，上班就等于上坟”一句在网上走红，成为段子，“老六”充当了背后推手的角色。意外成为“网红”，让郑嘉励的读者从杭州扩大到了全国。他也先后出版了《考古的另一面》（2016）、《考古四记——田野中的历史人生》（2018）两本杂文集。

　　《考古的另一面》是本畅销书，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几次加印，到2018年底，出版社要再加印3000册，问作者是否有需要修改的地方。郑嘉励说，不用再加印了，干脆全面修订一遍，出个修订本。“《考古的另一面》太碎，文本碎，概念也碎，里头有一些游离于‘考古’之外的文字，因此我不是很满意。”于是，郑嘉励保留了书中较满意的文章，把原来五分之三的文章删去了，填补上更多的新文章，如此增删，让书本与考古的关系更紧密，“干货”也更多。

　　出版社认为，作者的修订幅度太大，不适宜作为《考古的另一面》的修订本，便另起炉灶，出了这本新书《考古者说》。该书一共17万字，是一本纯文本的书，里面没有一张插图，用作者的话来说，只有对文字极为自信的人，才敢做这样的书。

　　“《考古者说》我很满意，我在书中尽力做到了知识、趣味与思想的平衡，科学与人文的平衡，学术与生活的平衡。”郑嘉励说，“我想通过写作证明，考古是人民的事业——文物承载着历史文化，是我们生活的家乡或城市的灵魂，凝结着无数代人的创造和情感，保护文物就是保护我们自身的生活环境。”

　　（本文原载于《台州日报》2020年5月14日第5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