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讲座

阿兰·梅吉尔:情感转向——来自公共史学的个案

时间:2019年05月23日

浏览:

2019年5月16日晚上7点,弗吉尼亚大学历史学系教授阿兰·梅吉尔(Allan Megill),受邀在厦门大学人文学院320会议室,举办了题为“情感转向:来自公众史学的个案”的学术讲座。讲座由厦门大学历史学系韩宇教授主持,出席此次讲座的还有历史学系赖国栋、陈遥老师以及数十名学生。

讲座伊始,韩宇教授对梅吉尔教授的研究方向和学术成果进行了简要介绍。随后,梅吉尔教授开门见山地提到了情感在专业史学研究和公众史学写作中的重要性。在澄清公众史学的概念之前,他首先指出了公众史学不是什么。第一,公众史学不是那些旨在娱乐或者教育大多数听众的历史学家的作品;第二,公众史学不是博物馆专业人员通过展览来教育和唤醒公众的作品;第三,公众史学不是诸如电影和游戏等试图把玩家带入真实历史情境的娱乐产品;第四,公众史学预先并没有一个清晰的传播目的。和公众史学相比,这些史学缺少了带入我们进入历史深层次的情感根源。

接着,梅吉尔教授以加拿大的萨斯喀彻温省威路克里克市的第458区(RM of Willow Creek, No.458)为案例,围绕着该地区的两个学校,即马里维尔学校(Maryville School)和伊登布里奇学校(Edenbridge School),以及当地的四座教堂,即以色列犹太教堂(Beth Israel Synagogue)、乌克兰天主教堂(St Nicholas Ukrainian Catholic Church)、乌克兰东正教堂(Holy Ascension Ukrainian Orthodox Church)和罗马天主教堂(St Helen’s Roman Catholic Church),为我们勾勒出一个加拿大西部省份的自治市在20世纪的变迁。

萨斯喀彻温省威路克里克市第458区的人口和族群状况,体现了加拿大作为一个移民国家的特点。对土地的渴求使得波兰人、乌克兰人和犹太人等移民到加拿大。在这种状况下,第458区的人口在1936年达到顶峰,共有4185人,之后便逐年开始下降,到了2016年,当地仅有630人。加拿大政府规定,小学对于所有儿童都是强制性的,以增强不同群体对成为一个加拿大人的认同。如果说该地区的两座学校是加拿大化的象征,那么四座不同的教堂则体现了当地不同的族群关于故土及其文化的记忆。

随着人口的流失,当地的两座学校和四座教堂相继破败,从那里长大的人们为了纪念他们的过去,合著了《我们勇敢的先驱者》(Our Courageous Pioneers)一书。梅吉尔教授认为这本书的价值在于,它完全是由生活在这里的居民所撰写,生动地体现出了当地居民的情感世界。结合该案例,梅吉尔教授指出,公众史学由公众书写,最好要具备一些先决条件。那些有时间可供自由支配、能够与自己的过去保持一定距离、拥有较好的文学素养、有着抵御未知风险能力的公众,更容易带给职业历史学家以不同启发的作品。

梅吉尔教授回应道,柯林武德(R. G. Collingwood) 在《历史的观念》中提出的看法,即“史学既不是感觉 (aesthesis) 又不是法则 (nomos) ,同样它也不是二者的结合……它完全是对暂时的、具体的事物的推理知识”,不大合适。首先,史学既和短暂的存在有关,也和持续存在的实体相关。其次,史学中虽然存在理性的知识,但并不是所有的知识都可以由理性推理得来。最后,柯林武德的历史哲学中所忽视的,便是史学中的情感成分。

最后,梅吉尔教授认为,史学始于一种断裂(disjunction)的体验,这种体验源于被中断的过去,并从现在展现出来。同时,史学扎根于联系(connection)和依恋(attachment)的感觉,也源自于情感(sensibility)和差异(difference)。关于威路克里克市第458区的公众史学写作,便体现出这种连续性和非连续性之间的张力。正是当地存在的过去与现在的差异、美好的过去与破败的现状相比照,人们才将注意力转移到威路克里克市第458区的过去。

报告的末尾阶段,在座师生就史学研究的对象、历史知识的特征和历史作品中的情感要素等问题和梅吉尔教授进行了深入的交流。梅吉尔教授高度评价了在座师生所提问题的重要性。本次讲座在现场热烈的掌声中圆满结束。

(文/厦门大学历史学系硕士研究生 王与伦;图/孙瑞男)

友情链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