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7月27日晚，宾夕法尼亚大学博士胡箫白应厦大历史系之邀，通过腾讯会议做了题为《朝贡路与游方僧：明代西北边地的宗教地景》的学术讲座。讲座由厦门大学历史系陈博翼老师主持，本场讲座系厦门大学历史系主办“多元文明共生的亚洲”青年学者系列讲座的第六场。

胡箫白，江苏南京人。南京大学文学学士，香港科技大学历史学硕士、宾夕法尼亚大学历史学博士。研究兴趣为明清及近代边疆史、城市史。近年来致力于对西部地区藏彝走廊地方社会的研究。曾在A&HCI、CSSCI、THCI收录刊物以及论文集发表中英文论文二十余篇。

本报告关注明代藏地朝贡政策在时间、空间层面的变化及其在地联动效应。藏地朝贡的频密程度、路线转移折射出明朝治藏政策的历时性嬗变，明代帝王对藏地僧人的礼遇则促进了十五世纪上半期的汉藏交流与融合。本报告通过数据库搭建，利用数位人文手段复原明代藏地朝贡的创建、发展及成熟过程，同时从物质文化角度检审汉藏之间在“茶马”以外的多层次互动。明朝中央政府因为灵活的治藏策略，极大地促进了当时汉藏人民之间的文化互动与经贸往来。本报告利用文献及田野调查中所搜集地方文献，力图呈现跨地域长程交流过程对于边疆社会形态的形塑功能，从而呈现明代前中期西北地方社会别样的文化景观。

胡博士此次报告的主题为“朝贡路与游方僧：明代西北边地的宗教地景”，具体内容为明代前中期藏传佛教政策的数据分析与地方社会的表现。讲座伊始，胡博士简单介绍了自己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川藏交界地带。在研究过程中，胡博士收集到一些青藏地区的史料，希望能够通过本次报告谈谈自己整理这批史料的心得与认识。

本次报告分为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为学界关于明代前中期（洪武-成化）藏传佛教政策的相关研究；第二部分是通过大数据来分析明代藏地僧俗朝贡路线及其相关内容；第三个部分游方僧的相关问题。

首先，胡博士介绍学界关于明代前中期藏传佛教政策的研究主要有三个面向。第一个是制度史层面的研究，主要是对明廷与藏地宗教领袖辖属关系的确立以及与之相关的封号、僧职的授予的研究，这一类研究主要关注洪武与永乐时期。其次是汉藏之间的朝贡联系，这一方面的研究主要从经济史角度出发，讨论朝贡贸易中流通的产品、贸易形式的性质及演变，尤其集中在茶马贸易的研究。此外，也有学者从艺术史视角切入，研究朝贡过程中宗教用品的流通，如造像、唐卡等等，寻找汉藏交融的痕迹。第三类研究是关于宗教史层面的研究，着重去关注明代中期因诸位皇帝对藏传佛教的礼遇态度，而造成藏僧在内地活动增加的内容，以沈卫荣、安海燕、陈楠等老师的研究为代表。

本着对先行研究的认识，胡博士此次报告将沿着上述第二、第三个研究脉络展开，运用定量研究的方法，以大数据整合的方式来检审明代中央政府和藏地交往过程中地理空间侧重的转移和互动频次的变化。在汉藏交流方面，胡博士将目光从帝国的中心——北京，转向帝国的外缘——西北汉藏边区，观察明廷赋予藏僧的宗教特权如何为后者所利用，导致西北汉藏景观的嬗变，由此来讨论明廷藏传佛教政策调整的动态过程以及中央政策在边地的在地表现和联动效应。

随后，胡博士开始讲述朝贡部分的内容。朝贡制度是中外交通史研究的经典议题，一般认为，它建立在双向交往、沟通的基础上，包括朝贡一方的称臣纳贡与宗主一方的册封赏赐双重内容。学界对朝贡制度的研究相当丰硕，而关于明代的汉藏沟通的先行研究中，学者们将朝贡制度视为一以贯之的指导方针。例如石硕先生的研究认为，朝贡制度对于明朝是至关重要的，甚至可以说是明朝全部西藏政策的核心。尹伟先先生也认为，朝贡制度是明廷统御藏地的重要手段，朝贡体系的政治职能和经济职能是互相促进、相辅相成，对于藏地僧俗来说，进京朝贡乃是中央王朝赋予西藏地方的一种权利。由于资料的零散与局限，既往关于藏地朝贡的研究关注在朝贡关系建立、入藏使者、茶马贸易三个方面，并未能提供藏地朝贡的历史全貌。与此同时，规章条文与在地实践之间的嫌隙也是学者们共同关注话题，王朝国家的政策与在地“对策”之间有一定的空间，这样的空间妨碍我们对跨地域交流产生整体的认识，比如《大明会典》虽然列出了藏地各个地区朝贡的具体规定，但是这是明中期改革后的产物，且在具体操作过程中中，这些规定往往变成一纸空文。因此，胡博士的研究将绕开这些问题，尝试用大数据的方式对藏地朝贡情况进行分析，通过可视化的呈现与数据库的统合在宏观层面来呈现明代藏地朝贡的时空变化。

接下来，胡博士开始考证藏地僧俗赴京的路线，包括对路线沿途所经地点与所花费时间的考证。从藏地到北京的官道一共有两条，分别为川藏道与青藏道。青藏道是由河湟地带（今甘肃、青海、四川交界地区）出入境，川藏道是从康定、雅安、天全地区出入境。过去的研究对川藏道、青藏道在藏地的历史地理考证比较详细，但对汉地部分的路线语焉不详。因此，此部分内容主要是对这两条线路的汉地路线进行考证。在川藏道上，根据《明实录》中景泰四年的一则史料，胡博士提取出，藏地使团主要从从川西北通过雅州（今雅安地区），走陆路到成都，再转水路到湖广，水路即为长江水道。另外，根据《明实录》中天顺二年、天顺四年、弘治八年的三条史料的记载，胡博士得出，藏地使团到了湖广地区后，顺江而下，到达安庆，再转扬州，沿大运河一路向北到达北京。

而关于青藏道的内地段，《大明会典》载有，从岷州卫到北京“陆路四千一百里，计六十一站”，但未详细说明具体通过的地理单位。胡博士在此条史料的基础上，利用“哈佛大学数位人文资讯平台”的“明代驿站系统”，复原出明代藏地使团从青藏道赴京的路线。胡博士发现，藏地使团从河湟地区出发，进入中原后，取道天水到达西安，在潼关地区北折进入山西，最后于山西到达北京。山西从明初开始即为藏地僧人赴京的必经之地，这与五台山自元代以来的佛教地位以及山西藩王对藏僧的礼遇有关。

考证完两条官道的路线后，胡博士开始介绍藏地使团在这两条路上所花费的时间。根据《大明会典》的记载，藏地使团大约需要花费120天的时间。另外，根据近代松潘地区的一个土司后裔回忆，从松潘经川藏道赴京朝贡，往返需花费半年多的时间。以上所说的时间主要是汉地路线所花费的时间，而藏地段，所花费的时间更多。根据弘治时期的史料，乌斯藏阐化王去世后，朝廷遣派使者前往，单程即花费了三年的时间。

来朝路线的问题解决后，胡博士开始讲述藏地来朝的使团规模问题。《明实录》中关于藏地朝贡的记载有相当标准的格式，即“某年某月某日，某处某机构剌麻来朝，贡马/方物”。因为此种格式高度同质化，胡博士认为此类史料可以通过检索，将《明实录》中所有关于藏地朝贡的信息析出，集合成一个数据库进行分析。根据统计，《明实录》中涉及藏地朝贡的纪录近1800条，时间横跨1371至1626年。胡博士以十年为单位，将藏地来朝使团的数量做了一个折线图。折线图显示：

1.从1371到1420年（洪武-永乐时期），藏地使团来朝的数量并不是很高，这与洪永时期还处于汉藏交通的创制阶段有关。彼时，藏地还与北蒙势力保持联系，承认明朝权威的藏地政权的数量还不高，并且两地之间的驿路系统年久失修，影响了汉藏交通。直至15世纪起，此种情况才得到改善。从永乐中期开始，明廷开始敦促藏地领袖修缮驿站，要求汉藏边区的卫所提供马匹，以备驿站使用。因此，洪永时期还属于汉藏交通的建立时期。

2.1420到1470年为藏地使团来朝的高峰时期。宣统、正统两朝皇帝崇奉藏传佛教，此时来朝使团数量最多。大量的藏地来使，为明廷造成一定程度上的经济与社会负担。根据《典故纪闻》记载，北京城外有汉人军民大量盗墓，取死人骷髅与顶骨制作念珠和葛巴剌碗，卖与朝贡番僧，供朝贡番僧贡给朝廷。因为朝贡制度的蓬勃发展，此种行为衍生出一条“产业链”，对明廷造成了一定的社会负担。彼时，发生汉藏交流高峰的原因，除了与帝王崇奉佛教、明廷以羁縻政策统御边地有关外，还与当时的环境变化有关。根据艾维四的研究，15世纪前中期开始的小冰期导致1435-1495年间气候变冷，内亚地区本就敏感的生态配置受到冲击。气候变冷导致青藏高原本就脆弱的农业生产进一步降低，影响了当地的社会经济，借助朝贡通道前往中原既可得到丰厚的赏赐，又可在沿途从事私人贸易，也就弥补了藏地因环境因素导致的物资匮乏，这也成为明中期藏地使者大量来朝的原因之一。

3.15世纪后期起，藏地来朝的使团数量逐渐降低。由于藏地来使超出了明廷的承受范围，因此成化朝起，朝臣开始激烈反对频密的汉藏交通，并发起多轮改革。虽然成化、弘治、正德三位皇帝对藏地僧俗颇为礼遇，但在位期间藏地使团来朝数量都比较低。嘉靖皇帝崇道抑佛，汉藏互动更为低迷。到了万历时期，由于“隆庆和议”后稍微开明的边疆政策，藏地来朝数量稍稍增加。总体而言，进入16世纪后，明廷与藏地的互动大幅降温，藏地来朝使团的数量仅为巅峰时期的十分之一左右。

除了使团数量外，《明实录》的记载也可反映藏地不同区域的朝贡表现。有明一代，派出使者最多的九个藏地行政单位为乌斯藏、岷州、洮州、西宁、朵甘、河州、董卜韩胡、长河西、天全六番与杂谷，共有近1400个使团赴京。与其他赴明朝贡的政权相比较，胡博士发现，藏地各个地区在明代朝贡体制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无论是使团数量还是使团人数都非常庞大。胡博士认为，当前中西学界对朝贡体制的研究普遍存在重域外、轻边疆的现象，比较少关注中央王朝与边疆地区的交通往来，也就是说，从周边看中国的研究比较多，但从边疆看中原的研究比较少。

第三部分是关于游方僧的内容。朝贡作为明代治藏政策的重要一环，跨地域的网络为边地带来大量物资，极大改变了汉藏边地的社会面貌。与此同时，明廷的藏传佛教的宗教政策也大大改变了汉藏边地的宗教景观。明朝大多皇帝对藏传佛教颇多礼遇，现存西部地区很多文物，如唐卡、佛像、碑刻等等，都是彼时优待政策的反映。在建筑方面，西北汉藏边地三大寺——瞿昙寺、大崇教寺、弘化寺，均为明初敕建。以上例子，均可看出明廷的政策促进了藏传佛教的传播，同时也促进了两地的物资流通。以往对汉藏两地物资的流通，较多关注在茶叶的流通上。实际上，藏地对汉地的物资需求远远不止茶叶一种。例如，《西番馆来文》就载有番人乞求朝廷赏赐药材、供器、颜料、胡椒、金箔等物资的内容。

除赏赐物资外，明廷还赋予藏地僧人自在游方的优惠政策。在15世纪中期，朝廷对汉传佛教僧人的游方活动管理非常严格，但对藏传佛教的僧人则“网开一面”，允许他们寄住于汉地寺庙，自在修行。正因为藏僧可以自在游方，为藏僧群体增加了许多活动空间，尤以修建寺庙最为显著。靖远卫的法泉寺即为藏僧桑迦班丹在正统年间所修建。《修建法泉寺碑》中还载有当地卫所官员的捐赠，彼时，藏传佛教已经渗透到汉地边疆的卫所系统中。除此以外，西安的荐福寺现存的《荐福寺圣旨碑》也可反映明代藏僧修建寺庙的具体过程。根据碑文内容，胡博士分析出：1.明初西北地区的宗教活动较为低迷，作为名刹的荐福寺仍需要藏僧来修建；2.在番僧踰矩使用绿琉璃后，皇上并未严惩，反而网开一面；3.番僧在为荐福寺乞请寺名的过程中，绕开制度规定，直接向朝廷上奏请求赐名。由此可见，藏传佛教在汉藏边区的优势地位。

最后，胡博士对本次讲座进行了总结与梳理。胡博士强调，本次报告的主要关注点在于明廷出台的政策如何被施行以及产生何种出脱于政策设计的影响，而非纸面上的规章制度。通过剖析“过程”发生的原因及其历史语境，胡博士希望能够重新认识朝贡体系，尤其是边疆地区的朝贡实践。此外，本次报告讨论具体的王朝政策是如何影响藏地朝贡在时间与空间层面的变化。这样的联动效应，有助于大家把国家政策落实到具体的历史语境中去认识。由朝贡实践所反映的明代皇帝对藏传佛教的礼遇极大促进了藏传佛教在边地的传播与发展。一方面，大量的物资流入藏地，促成了大量藏传佛教寺庙的兴建与信众的增加；另一方面，藏僧四处游方的优惠政策使得他们可以在各处修缮、兴建寺庙，进一步促进了藏传佛教的传播。

讲座结束后，在提问环节，听众就藏文史料的使用、“朝贡体系”的概念、冒贡、游方僧的空间分布等问题继续与胡博士进行了交流，深化了听众对这些问题的进一步认识。最后，主持人陈博翼老师向听众推荐了2019年胡博士在《Chinese Studies in History》52.2期上关于明清边疆史的文章，希望能够深化听众的认识。本场讲座经由B站实时转播，连同腾讯会议，观看人数峰值超过了4000人，展现了该研究不小的影响力。

撰稿：吕珊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