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11月24日晚20时至22时，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东南亚系助理教授谢侃侃博士受厦门大学历史系之邀，通过腾讯会议作了题为《战前印尼与马来亚共产主义运动比较研究》的学术讲座。讲座由厦门大学历史系陈博翼老师主持，本场讲座系厦门大学历史系主办“多元文明共生的亚洲：从印度洋、海岛东南亚到列岛”青年学者系列讲座第二场。

谢侃侃，现任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东南亚系助理教授，先后获得美国康奈尔大学及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东南亚研究硕士及博士学位，研究涉及东南亚历史、民族主义运动比较、荷兰殖民史等多个领域。曾在东南亚、西欧、北美展开长期的档案研究和实地调查，具备熟练运用英语、印尼语、马来语、荷兰语进行高水准文本研究的能力。论文发表于Journal of the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of Southeast Asia、Journal of Indonesian Social Sciences and Humanities、Chapters on Asia、《东南亚研究》等刊物。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中国侨联和北京大学人才启动项目各1项，作为核心成员参与哈佛肯尼迪学院“透明为发展”项目，承担其中与印尼相关的研究工作。

一些研究者常常把东南亚共产主义运动的起源与中国及华人群体对该地区的影响联系在一起，但“中国向东南亚输出早期共产主义”的简单论断是存在严重谬误的。在有关东南亚早期共运的讨论中，种族问题极具争议，突出表现为海外华人在共产主义革命中扮演了多样且矛盾的角色。本讲座以多层次的“中国性” 为切入口，探讨早期东南亚共运的复杂性，其中既包括中国革命对东南亚革命者的思想启发，也包括华人在其中所扮演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者的角色。本研究将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的兴起作为基本的参考坐标，就荷属东印度群岛和英属马来亚进行对比，着重探讨以下三个相互关联的主题:(1)东方殖民地与半殖民地相似的反帝斗争路线;(2)东南亚对中国革命经验的借鉴与变通;(3)民族主义运动与“中国性”及“华人性”之间的矛盾。

 

讲座纪要

 

谢侃侃老师此次讲座主旨为探讨战前东南亚共运中的“中国性”与“华人性”问题。谢侃侃老师首先介绍了历史大背景，20世纪20-40年代殖民背景下，西方势力已经在东南亚确定了各自的殖民势力范围，由于中国与东南亚特殊的地缘关系，东南沿海特别是广东和福建的居民纷纷沿海路向东南亚地区移民，在英属马来亚和荷属东印度都存在一定比例的华人群体，那么华人在这两个国家的共产主义运动中到底起多大作用，是一个值得深入思考的问题。

讲座主演分为五个部分，第一部分解构“中国性”与“华人性”；第二部分抗击帝国主义：东方殖民地与半殖民地社会的共同追求；第三部分“拥抱”中国革命；第四部分民族主义运动与“中国性”及“华人性”之间的矛盾；第五部分中国及印尼的革命形势对马来亚产生的影响（1925-1927）。

 

一、解构“中国性”与“华人性”

“中国”作为地理上、空间上和政治上的概念是比较明确的，但 “中国性”却存在多重意涵，其意义取决于对不同地区海外华人不断的研究与讨论，“华人性”（Chineseness）和华人身份归属的不同阐释是超越了地理和文化边界。一些华人更加深入地融入了当地社会，使得华人群体内部也有非常大的差异，例如马来群岛的 “土生华人”或 “海峡华人” ，这个群体在东南亚世代居住了很长时间，而新客华人是在20世纪以后因为生计、战争或者政治不稳定等种种因素来到东南亚。相对来说，“土生华人”比新客华人更多地投身于地方政治。

从政治角度来用离散范式来解构“中国性”是有局限性的，中国对华人离散群体有着重要的地缘政治影响，这种影响包括了中国对华侨与其他非华人群体政治的影响，东南亚本地的非华知识分子在思考民族命运时常常借鉴“中国经验”，例如五四运动和辛亥革命的思想。同样的，东南亚不仅仅是中国影响的被动接受者，中国知识分子对西方与非西方的观点都有接触，包括学习一些东南亚地区的反殖民思想，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和东南亚几乎同时兴起，东南亚的革命形势也对中国产生了一些影响。

因此，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中国性”与“华人性”问题应从三个方面来理解，第一、中国和东南亚在地缘政治上相互影响；第二、海外华人所扮演的多重且矛盾的角色；第三、本土知识分子如何将共产主义与当地带有排外色彩的民族主义、爱国传统与宗教传统相结合。

 

二、抗击帝国主义：以中国为参照

20世纪初，社会主义的运动并未如马克思所构想的方向发展，西方帝国主义势力在 20 世纪初似乎变得更加繁荣，帝国主义为了进一步巩固其在欧洲的统治，海外殖民掠夺间接提高了欧洲工人的福利，大大缓和了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间的紧张关系，无产阶级不再试图通过社会主义革命反对殖民统治，而是将注意力转移到了积极参与既有民主政治制度上，为殖民统治进行辩护。

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俄国十月革命列宁主义的出现，它成为在欠发达的东方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社会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理论基础，1919年在共产国际运动的大背景下，掀起了全球范围内反帝国主义运动。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正式将革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其斗争纲领，由于中国是农耕经济主导的社会， 民族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都较为薄弱，让中国革命者意识到斗争必须与农民阶级合作。

相比之下，印尼是多元社会，国族意识及民族统一性在前殖民时代均不存在，这使得当地的激进运动植根于截然不同的社会政治基础。印尼缺乏一个具有统领性的、可以有效团结各界群众的意识形态，其抗击荷兰帝国主义的斗争主要来自三股势力分别是泛伊斯兰运动、“原始”民族主义运动、华人移民引入的“中国革命”，直到印尼共产党的出现，革命力量才开始整合，但是处于萌芽阶段的世俗民族主义运动只对一小部分精英群体具有吸引力，大多数民众对世俗政党没有兴趣，印尼共只能与具有广泛群众基础的泛伊斯兰运动开展合作。

印尼共产党会务照片

三、“拥抱”中国革命

（1）革命经验的可移植性

随着中国辛亥革命和国共合作的成功进行，共产国际逐渐将目光聚焦到了亚洲，其认为中国的革命经验具有可移植性，中国和东南亚同处亚洲，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在东南亚地区有广泛的影响力。同时，发源于印尼的“集团内括”（bloc within）策略同样对中国以及东南亚产生了影响，当时共产国际的代表马林让印尼共成员以个人身份参加伊斯兰联盟，同时他还将这一经验带到中国的革命实践中，促成了1923年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合作及随后的北伐战争，“集团内括”策略在中国取得了短暂成功，获得了共产国际的认可与推广，并在共产国际的影响下在印尼继续推行，所以说中国对东南亚的影响是双向的。

（2）中国作为东南亚革命的策源地

共产国际在广州和上海等城市设立了办事处。这些办事处成为海外革命重要的联络中心。早期东南亚共产主义组织的领导人经常造访共产国际设在中国的机构，有的甚至长期在中国工作，建立了中国和东南亚革命间的紧密联系。中国也因此成为东南亚共运关键的战略策源地，例如越南的革命领袖胡志明和印尼共产党领导人丹·马六甲。

（3）国民党和共产党在东南亚的活动

国民党继承了其前身同盟会的庞大海外网络，很早便在东南亚传播中国革命思想，从建党之初就热衷于在东南亚地区活动，积极拓展海外网络，笼络人心。此时的共产党也借助国民党的网络去拓展影响，国共合作也间接促成华人在马来亚的共产主义组织中占主动地位，但“华人的”共产主义政党对本地人来说缺乏吸引力。1926至1927年，马来亚的左翼组织依靠国民党的海外网络获得了短暂的活动窗口，但随着1927年国共合作的戛然而止，这些组织被迫转向地下。直到1937年“七七事变”后马共才试图恢复与国民党的合作，并通过“爱国救亡运动”发挥影响。

二战后，马共因抗日有功获得了短暂的合法地位，此为其办公地点外景照片

 

四、民族主义运动与“中国性”及“华人性”之间的矛盾

东南亚民族主义者和知识分子东南亚的早期共产主义革命通常会在实践中选择与民族主义相结合，这个结合包含了抵抗外来势力。外来势力，除了在经济政治占统治地位的欧洲人，还包括了华人群体，东南亚民族主义者始终认为华人是外来的，充满“异域性”的。华人群体客观存在的“异域性”、“他者性”是非常微妙且充满争议的，华人在一定程度上与本地居民一样，都是西方殖民统治的受害者，但同时，一部分华人也因殖民统治得利，获得了相对优越的经济地位。在本地人刻板印象中华人也是一个剥削者。对华人的反抗容易激发本地人参与反帝反殖运动的热情，使他们逐步形成对建立民族国家的认同。

这种对“中国性”的抗拒在泰国和越南两地得到了体现，两地的“去中国化”趋势也表现得尤为明显。泰国早期共运表现出了较为明显的 “华人性”，保守派对共产主义的抵制在其所主导的泰国国族身份重塑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与之相对，一部分越南共产党员试图脱离革命的 “中国模式”，此举不仅与越南革命的发展需求相一致，且符合越南自古以来以抗华斗争为表现的民族自觉和 “爱国传统”。

总的来说，中国革命为东南亚反帝斗争提供了天然的参考框架，中国在东南亚革命中扮演了三个角色，分别是东南亚共产党人寻求革命思想启蒙的主要来源、革命策源地和国民党与中共的影响。“中国性”与“华人性”是极其模糊的，共产主义的兴起使这一情况变得更加复杂。

 

五、中国及印尼的革命形势对马来亚产生的影响（1925-1927）

为了更好的印证中国及印尼的革命形势对马来亚产生的影响，谢侃侃老师在新加坡报纸检索系统用共产主义和共产主义者作为关键词进行检索，得出相应年份对应的报道数量，得到如下这个图表。

从图表中可以看出东南亚地区对共产主义的关注持续上升， 20世纪30年代到达顶峰后开始逐渐回落。

在检索词中增加爪哇和中国作为限定后，得到如下图表。

绿线的线代表中国，红色的线是爪哇，从图表中可以看出马来亚地区对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和共产党更为关注，而对印尼共的报道则在1926年左右达到顶峰。

研究历史就必须关注档案资料，英国殖民官员制作的《马来亚政治情报简报》内容是按照地域进行划分的，从图表可以看出，其对中国的关注超过了对马来亚当地的关注。

与之相对的是荷兰殖民官员整理的《荷印政治警察概要》，其内容按照主题划分，荷兰殖民者显然更关注于印尼当地的共产主义运动。

导致这一差异的原因在于英荷两国拥有不同的安全观，英国目光聚焦于整个远东地区，1925-1927年尤其关注中国。然而荷兰殖民官员更在乎荷属东印度群岛的稳定。

此时英国殖民地的情报官员处于一个“认知焦虑”阶段，急需了解世界共产主义发展情况，且随着1926-1927年间中国及印尼革命形势的共同影响达到了高峰。此时，新加坡成为印尼共产党据点，印尼共领导人频繁在马来亚见面进一步加剧了英国殖民统治者的恐慌情绪。

英国殖民统治者根据英属马来亚的政治形势采取了相应的措施，严厉查处国共两党在马来亚活动，将海南人设为重点怀疑对象，镇压牛车水工人暴动。同时，国民党“清党”行动使得一部分中共党员来到马来亚，在印尼的荷兰殖民官员也发现了华人中共党员，这导致马来亚和印尼的殖民者都认为两地的革命势力有合流的趋势。所以英属马来亚当局采取了严厉措施镇压左翼运动，而类似的镇压行动实际上是先于马共成立的。

在1925-1927年间中国与印尼革命的双重影响下，英荷殖民政府对共产主义运动的打击超越了其各自的殖民地的边界。通过总结荷兰殖民政府的经验，英殖民政府对马来亚左翼运动进行了先发制人的清剿，使得马来亚共产党从创立伊始便面临重重困难。依靠英国情报网络，荷兰得以有效追踪流亡的印尼共领导人，防止其东山再起。最终，两国的全球合作致使两地共运在1927年后陷入低潮，直至殖民时代的终结。

谢侃侃老师以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中国性”与“华人性”的问题为切入口，从荷属东印度群岛和英属马来亚华人在其共产主义运动中所扮演的角色，谈到了中国及印尼的革命形势对马来亚产生的影响，讲座吸引了来自新加坡国立大学、暨南大学等多个高校的同学参加。在讲座结束后，线上观众针对讲座内容进行提问，谢侃侃老师依次进行了解答。

 

（撰稿人：陈攻）

 

附链接：

讲座预告：朱庆：二战前新加坡的中华商会、西商会及印度商会比较研究

讲座纪要：“撕毁国父画像，以示决裂”：中国海员战时工作队与1942年加尔各答华人暴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