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12月1日晚8点至10点，厦门大学历史系主办的“多元文明共生的亚洲：从印度洋、海岛东南亚到列岛”青年学者系列讲座第三场如期而至。本场讲座由厦门大学南洋研究院博士后朱庆主讲，讲座题目为《二战前新加坡的中华商会、西商会及印度商会比较研究》，主持人为厦门大学历史系副教授陈博翼老师。
讲座伊始，朱庆博士以二战前新加坡各族群的人口数量及占总人口的比例等数据引出讲座内容，指出新加坡是一个多族群共居的社会，华人、马来人和印度人构成新加坡的三大族群，他们先后建立起维护本族群利益的各类组织，尤其是以商会为代表的商业组织。英国人和日本人的人数偏少，但是他们的经济实力则颇为雄厚，英国人凭借新加坡宗主国英国和海峡殖民地政府的政策支持，长期成为新加坡经济的执牛耳者；日本在1930年代以后积极推进南进政策，在新加坡亦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
二战前新加坡各族群人口数量及所占比例
人数 （比例） 年份 |
华 人 |
马 来 人 |
印 度 人 |
其他族群 （欧洲人、日本人、阿拉伯人等） |
人 口 总 数 |
1824年 |
3,317 （31.0%） |
6,431 （60.2%） |
756 （7.1%） |
179 （1.4%） |
10,683 |
1830年 |
6,555 （39.4%） |
7,640 （45.9%） |
1,913 （11.5%） |
526 （3.2%） |
16,634 |
1849年 |
27,988 （52.9%） |
17,039 （32.2%） |
6,284 （11.9%） |
1,580 （3.0%） |
53,891 |
1871年 |
54,572 （57.6%） |
26,141 （27.6%） |
10,313 （10.9%） |
3,790 （4.0%） |
94,816 |
1891年 |
121,906 （67.1%） |
35,956 （19.7%） |
16,009 （8.8%） |
7,727 （4.3%） |
181,602 |
1911年 |
219,577 （72.4%） |
41,806 （13.8%） |
27,755 （9.2%） |
14,183 （4.7%） |
303,321 |
1921年 |
315,151 （75.3%） |
53,595 （12.8%） |
32,314 （7.7%） |
17,298 （4.2%） |
418,358 |
1931年 |
418,640 （75.1%） |
65,014 （11.7%） |
50,811 （9.1%） |
23,280 （4.2%） |
557,745 |
1941年 |
517,473 （77.7%） |
69,257 （10.4%） |
54,194 （8.1%） |
24,991 （3.8%） |
665,915 |
1930年代，英国商人以新加坡、槟榔屿和马六甲为基地，在南洋地区开展商品贸易。荷属东印度政府为保护其本国商品的销售市场，颁布禁止英货输入条例。鉴于此，新加坡英国商人在1837年组建新加坡商会（Singapore Chamber of Commerce，华人称其为“西商会”），与荷属东印度公司展开竞争。新加坡中华商务总会（后改称新加坡中华总商会）成立于1906年，其成立受到多重背景的影响，并不简单是已有研究强调的清政府和张弼士倡导的结果；新加坡华人跨帮群组织的发展，华人逐渐突破帮群和行业的限制，是商会成立的根本原因；新加坡西商会和槟榔屿华人商务局的成立、海峡殖民地政府的新社团条例、海外华人民族主义的发展等都为商会的成立提供了重要的促进作用。新加坡印度商会成立于1924年，直接起因缘于新加坡的印度商人希望通过集体组织维护其在航运业的利益，最初名为The Indian Merchants Association，1935年改称Sigapore Indian Chamber of Commerce。
朱庆老师随后向大家介绍了研究现状。关于三个商会的直接论著有A Pattern of Change：the Singapore International Chamber of Commerce from 1837，The Singapore Indian Chamber of Commerce and Industry Journey：1924-2014，《祖籍国与居住地之间：新加坡中华商会的身份认同与政治选择（1906—1942）》。其中前两本主要是新加坡西商会和印度商会对自身历史的简单介绍，系统研究则有待开展。此外，Beyond the Myth：Indian Business Communities in Singapore考察了二战前新加坡的印度移民和商业活动；Turnbull对新加坡英国商会及商人有简单论述；杨进发、颜清湟、刘宏、李秉萱等人对二战前新加坡中华商会有相关研究。总体说来，目前学界对二战前新加坡各类商会的研究仍较欠缺。
回顾完二战前新加坡各类商会的研究情况后，朱庆老师介绍了相关研究资料，主要是各商会的会议记录、年度报告、出版刊物以及相关官方档案。诸如：Singapore Chamber of Commerce Annual Report，1887—1940，《新加坡中华商会议事簿，1906—1942年》，The Annual Report of Singapore Indian Chamber of Commerce，1936-1940， Colonial Office Records 273，Colonial Office Records 275等。The Straits Times、《叻报》、《总汇新报》、《南洋商报》、《星洲日报》也有不少相关报道。
商会成立后，商会会员与商会之间以及各个商会之间是怎样互动的呢？朱庆博士以现场史料解读的方式加以介绍。例如，朱庆博士以商会会员写信给商会抱怨劣质纱线为例，分析了商会会员与商会之间的互动。在信件中，会员请商会关注此事，并表示要向各地商会写信，希望各地商会联合向政府投诉，让政府干预孟买纱线不合格的问题。新加坡西商会、印度商会、中华商会甚至是中国上海总商会和香港中华总商会都介入事件的调查和协商处理，突出反应了商会组织间的联系网络。此外，朱庆博士以新加坡印度商会致函海峡殖民地政府，希望将印度人的Depavali节日作为公共假期，因为新加坡各族群都有自身的节日假期；政府写信给新加坡西商会和中华总商会，征求他们的意见，西商会指出Hari Raya节日已有公共假期，印度人不必再新增公共假期，中华总商会则对印度人的请求表示理解和赞同。类似的各族群之间的互动和关系在商会资料中有很多反应。朱庆博士还就入息税征收、树胶种植、商品运输等各类问题，谈及其间的商会互动与交流。
与会的李培德教授受邀点评本场讲座。李教授认为朱庆博士所作的二战前新加坡商会研究是对传统商业史研究的一大推进，提出了很多值得继续思考和研究的问题。如，为什么马来人没有成立商会组织？新加坡中华总商会的成立与清政府有关，而清末新政的重要一环就是改革经济，是否可以新加坡中华总商会为切入点探讨当时新加坡华人社会与中国的关系？关于橡胶、鸦片、大米这些商品，是否有相关的商会材料能证明当时的商业发展情况？此外，李培德教授指出对商会资料还可以深挖，比如说棉纱是纺织业的必需品，当时各国商人都对棉纱进行抢购，是否可以通过商会材料说明商会在各国纺织业竞争中的作用？通过商会的视角去理解这些问题，可能会有新的发现。
在互动环节，与会师生就商会研究现状、研究资料等问题展开讨论，受益匪浅。最后，陈博翼老师总结道：“东南亚研究，尤其是新马华人社会研究，要跳出华人社团研究范畴，积极开拓新的研究领域。”
撰稿人：张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