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0日下午，南强学术讲座第1106讲《对话·三星堆考古》在厦门大学科学艺术中心音乐厅举行。本次讲座在线上线下同步进行，线上部分通过腾讯会议，向观众网络直播。讲座邀请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王巍、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院长霍巍、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院长方辉和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副院长郑君雷就三星堆考古发掘有关话题展开对话。本次讲座由厦门大学历史系副主任张闻捷主持，福建省文物局局长傅柒生、厦门大学历史系主任张侃等有关领导出席。

讲座开始前，张闻捷简要介绍了厦大与三星堆的联系——厦大人类博物馆前的青铜面具雕塑，系由四川校友会联系三星堆青铜制造厂所铸。之后，厦大学生向四位嘉宾赠送了南强学术讲座纪念牌。

讲座首先由曾三次参与三星堆发掘的霍巍开始。霍巍通过引人入胜的情节和珍贵的影像资料，向大家展示了三星堆遗址的基本情况与考古工作的发展历史。霍巍讲到，目前三星堆前后进行了15次考古发掘，都是集中在三星堆城内，发掘面积仅占整个遗址面积的六百分之一。三星堆的发现最早可以追溯到1929年，其发现与燕家人有莫大的关系。1931 年，在广汉县传教的英国传教士董笃宜听到这个消息后，找到当地驻军帮忙宣传保护和调查，还将收集到的玉石器交给华西大学博物馆（今四川大学博物馆）保管。根据董笃宜提供的线索，华西大学时任博物馆馆长葛维汉于1934 年组成考古队，由此揭开了三星堆考古发掘的帷幕。遗憾的是，三星堆遗址自 1934 年后，考古工作进展较慢，也很少引起学者的关注。一直到1986年，一号与二号祭祀坑一经发现便引起了学界的轰动。2019年冬季，在一、二号坑的周围展开调查，陆续发现了后来的六个坑，这也是在考古的必然中遇到了偶然。最后，霍巍提到，三星堆实际上提供了一种考古现象，它受到人们广泛关注的原因，主要是由于它不同凡响、不同以往，遗址中出土的神树、面具、高大权杖等，不仅表明中国青铜时代的面貌是多样且丰富的，而且还可能存在不同人群间技术和观念的交流。总而言之，三星堆遗址是人类共同的宝贵文化遗产，我们不应将其视为孤立存在的文明，而应将其置于更广阔的视野之下进行考察与探索。此次考古发掘不仅开拓了人们的视野，也让世界人民重新认识了青铜时代的无限魅力，希望大家在未来能继续关注三星堆考古的进展。

之后，王巍做了题为“再掀高潮——三星堆遗址新一轮考古发现”的报告，他向大家展示了今年三星堆发掘的最新进展和理念方法的创新。如采取了考古发掘与文物保护同步，首次将实验考古前置考古现场，出土文物应急保护与预防性保护有机结合，考古与文物保护信息及时展示与传播等。王巍介绍，针对此次发掘的具体情况，考古工作者建设了恒温恒湿的玻璃房，并发明了吊箱等方式，方便发掘者趴在上面进行发掘，避免了对文物的破坏。此外，大棚内还修建了有机质、无机质等出土遗物的处理保护室，使出土遗物可用在最短的时间内获得有效的处理和保护，这种方法也是三星堆发掘的首创之一。除了保护室的建设，在文物保护方面，三星堆出土的文物保护采取了很多新的技术方法，如纳米CT、X射线荧光光谱、3D打印技术、高光谱技术等，为今后考古现场利用各种自然科学方法手段提供了经验。在公共考古宣传方面，王巍指出三星堆此次发掘充分利用了互联网时代的流量优势，通过央视直播平台，向大众清晰展出了考古发掘的过程。直播的各项数据显示了公众对考古事业的关注热情正在不断攀升，如直播总观看量达到1.64亿，25个微博话题登上了热搜，创下了考古发掘现场直播的最高热度。三星堆遗址发掘现场直播的成功，也证明了媒体与考古机构相互尊重，密切配合，不仅不会对考古发掘造成负面影响，还会促进考古成果的宣传，有助于公众了解考古，增加民族文化自信。

接着，王巍通过大量现场出土物和文物修复成果的照片，向大家展示了今年发掘的六个坑的具体情况。

三号坑——“铜鼎尊人”的再次出现

最先发现的是三号坑，埋葬的文物以青铜器与象牙为主，两者的数量均已超过100件。密密麻麻的象牙被放置在青铜器上，因此清理的第一步就是在不破损的情况下将象牙进行提取，保存记录好，然后再继续向下清理。在三号坑的中段，有几件青铜器摆放，摆放遵循有一定的顺序。由于器物的放置于埋葬习俗存在紧密的联系，因此王巍老师告诉大家，在对遗物进行提取时，一定需要记录它的具体位置，以及观察它与哪些文物一同埋葬。此外，这个坑发现的一些铜尊器身上有立鸟的装饰，这种纹饰在距今3200-3000的商王朝晚期，在长江中下游地区几乎未发现。出土铜器的组合以铜尊、铜罍为主，与同时代的殷墟等高等级墓葬中出土的器物组合存在较大差异。针对三号坑出土的这种立鸟的铜器，王巍提出了疑问，一是为什么只选择这两类器类，是商王朝有选择地传授吗？铜器中装了很多海贝，与中原地区盛酒的习俗不同，造成差异的原因是什么？这些都还有待后续的研究。王巍继续谈到，在三号坑发掘之前，学者们就思考会出现新的器型，同时也会带来更多需要思考的问题。在三号坑的西部，发现了一件十分罕见的铜鼎尊跪坐人像，双手合握于身前，头部顶一块方板，方板连接青铜大口尊，尊的肩部有精美的龙形装饰。虽然之前在二号坑也发现过类似的器物形象，但是此次发现的人鼎尊器型更大，通高115厘米，尊的形象也更加写实。

四号坑——首次发现丝绸真迹

王巍继续带领大家走进四号坑的发掘现场，首先看到的是烧焦的象牙遍布了整个坑，随后发掘出了数量众多的精美文物，截至目前已提取534件，包括象牙、金器、玉器、石器、铜器、陶器、骨器、纺织物和漆器等。青铜器有扭头跪坐人像、有领璧、戚形方孔璧、戈等，玉器有琮、凿和有领璧等，其中玉人的跪姿较为独特，是之前没有出现过的形象。金器有带饰、树叶形挂饰以及圆形箔片等。此外，还在灰烬堆积里发现蚕丝蛋白，这是首次在三星堆遗址发现丝绸，此外还发现竹、芦蒿及楠木等植物的灰烬堆积。关于这些丝绸的来源，王巍认为，四川新石器时代先民来源之一，是迁居甘肃南部的仰韶文化先民的一支经过岷山，沿着岷江来到成都平原。因此，不排除是他们把黄河流域的养蚕缫丝技术带到了成都平原。

五号坑——小器物也有大意义

王巍向大家继续介绍五号坑的情况，发现的文物以各类残片、珠饰等小件器物为主。坑内埋藏不少圆形穿孔的金片，疑为附着在衣服上的装饰。还发现了一些象牙器的残块，上面雕刻有弦纹、云雷纹、羽翅纹等纹饰，纹饰十分规整、精细，王巍认为其可能是雕刻在某些器物上的碎块，可能类似于殷墟妇好墓出土的高大的象牙杯。目前该坑提取的各类文物146件，以金面具、鸟形金饰最为重要。根据面具表明制作痕迹来看，很可能是通过捶楪制作而成。

六号坑——木箱内部装的是丝绸吗？

在六号坑内，并未发现遗物，只发现了一个木箱发现1件保存完整的“木箱”，内部涂有朱砂，为三星堆首次发现。文保人员对坑底土壤进行检测后，发现有丝蛋白，且脂肪酸含量比周围多，因此为存在丝织物真迹提供了一定的线索。现在已经对木棺进行了整体提取，有待进一步研究。

七、八号坑——发掘仍在继续，敬请期待

这两个坑发掘的进度稍慢，其中七号坑刚发掘到文化层，但已经暴露出了10根可分辨个体的象牙。八号“祭祀坑”目前已提取文物包括青铜器、玉器、金箔、石器等。较大型的青铜器多被有意识地打碎，主要来自于青铜神树。中小型的青铜器主要包括铜铃、铜贝、铜戈和小型跪坐铜人像等。发现一些残块、碎块。王巍谈到，这些石块可以拼成一个石器，并且上面有钻孔，很有可能是悬挂使用，并推测有可能是木鼓和石磬共同组合成的一种乐器。结合多件铜铃的发现，为进一步探讨三星堆礼乐文化提供了线索。玉器主要包括璋、斧、凿、管以及大量玉珠等。在灰烬堆积中还散布不少金箔，部分可辨是黄金树叶。除此之外，在部分铜器残件表面发现了未完全燃烧的纺织物残片。目前灰烬堆积以下的黄色沙土堆积已经显露出来，同时开始暴露出多根大型象牙。

祭祀坑还是埋葬坑？

王巍老师在讲完此次所有坑出土的文物情况之后，向大家讲解了目前学术界对三星堆研究特别关注的两个重大问题，第一个就是这些坑，到底是属于祭祀坑还是埋葬坑？是同时埋的吗？埋葬的主体是谁？是三星堆人埋的还是统治者埋的？为什么埋？这也是个迷，但王巍说到，也不排除宗教信仰的改变，在被新的势力集团所取代之后，这些东西不再使用，开启了另外一个祭祀或者信仰系统。

三星堆与周围地区的关系

第二个就是三星堆与其它文化关系的问题。在三星堆遗址中，目前能够较为清晰地看出有两次接受了外围地强烈影响，一次是夏代晚期，如发现的牙璋、铜铃等。第二次是在商代晚期，青铜容器的影响。而至今我们在其它地区尚未发现的器物，如金面具，铜眼睛等，这些发现是三星堆自身创造的，还是接受了域外的影响而形成的？王巍认为，在研究文化之间影响的问题时，需要注意三个方面，首先是年代要相对，其次是地理要相对接近，最后就是形制要相似。最后王巍谈到此次发掘还有一些尚未公布的发现，在7月29、30日会有新一轮直播，希望大家能够持续关注三星堆的考古发掘！

王巍用四十多分钟的时间，通过生动的讲述与精彩的提问，给厦大的师生带来了一场精彩无比的视听盛宴，让我们虽无法亲临三星堆考古现场，也能通过此次交流与这些神秘的器物有了第一次深入的内心对话，或许每个人心里都对三星堆文物的神秘充满着无限的遐想与疑惑，相信在此次对话中，我们都拨开了云雾，看到了中华文明满天繁星中那颗十分耀眼的星。

在对谈环节中，方辉首先对三星堆遗址发掘对于中国青铜时代考古学的意义进行了点评。他谈到，三星堆是在古蜀国土生土长发展起来的文明，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中的重要一元。它受到广泛的关注，一方面因为它和我们以往认识到的以华夏为主体的中原文明有很大的不同，另一方面与媒体的推进也离不开关系。目前对于三星堆这几个坑的性质，主要有祭祀坑与器物坑之说。方辉表示，对于这一争论，他更倾向于祭祀坑的说法，这些坑看似无序，但是通过精细化的发掘，可以发现里面的填埋物还是有先后顺序的。其中六号坑比较特殊，在里面发现了蚕丝蛋白，很有可能是丝绸，也就是当时祭祀所穿的衣服，同时还发现了朱砂，所以祭祀坑的可能性最大。另外，从“蜀”字的字形来看，上面的“四”可以看做是眼睛，与古书记载的“有蜀侯蚕丛、其目纵，始称王”相符。华夏文明从夏代乃至更早，就已经有了“尚鼎”的文化传统，三代礼器系统中的鼎觚爵、鼎簋组合中，鼎总是第一位的，而以三星堆为代表的古蜀文明似乎还没有发现铜鼎的影子，多见尊和罍，且用途也与中原地区不同。除了器物方面，还有其他与中原地区不同的文化因素，比如面具、神树、青铜立人像等，这或许说明，古蜀文明在其形成过程中也是兼容并蓄的，在大约相当于商代时期形成了其独特的区域文明。此后的古蜀文明经由金沙文明发展为巴蜀文明，并最终成为秦汉帝国的组成部分。最后，方辉表示，关于三星堆的未解之谜还有很多，人们可以大胆推测，但需要考古学者小心求证。

郑君雷则从多元一体的角度出发，表示从三星堆出土的遗物来看，其文化主体与中原文明有明确的联系。这也体现了中华文明有强大的穿透力、适应性与包容性。他认为，三星堆文明就是统一性与多样性结合最好的例证。

传播三星堆文明需个性与共性的有机结合

在四位老师精彩的报告结束之后，进入了简单的互动交流环节。有同学提问：“最近几个月，我们注意到西方媒体对埃及“失落的黄金城”的考古发现进行了大量报道，对我们的三星堆文明却置若罔闻。哈佛大学人类学系考古学家傅罗文教授在华盛顿邮报撰文认为这是一种偏见，我的问题是给王巍先生的，您怎么看待考古学的国际交流问题？”王巍回答到，埃及文明与三星堆文明都具有神秘性的特点，这是能够引起广泛关注最重要的一个因素，当年我去国外时，去参观了中国文物展，能够明显感受到令当地人最受震动的展览一个是秦始皇陵兵马俑，另一个便是三星堆。那么如何将三星堆文化讲给世界听，这需要媒体和考古学界的共同发力，如央视这一类具有影响力的媒介需要创新传播方式，结合三星堆考古发现的特点，制作更为世人感兴趣、易于接受的纪录片、小视频等。此外，致力于中华文明重大考古发现向世界范围的传播是国内考古学的责任使然，因此加快破译神秘文物背后的故事，能够更有底气传播三星堆文化，传播中华文明。霍巍老师补充到，现在我们讲中国声音、中国表达是需要有意义的，其实文明现象的发现都蕴含了人类文明发展进程中很多共同点，如巴蜀地区对神树的崇拜，而对所谓太阳树、宇宙树的崇拜，在全世界都有，这就是一个共同话题。还有三星堆对眼睛的崇拜，在埃及也有发现。因此这些共性发现，需要我们有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宏大理念。讲述三星堆文明，也是在讲述个性与共性的统一，因此应该发掘它与世界文明的交流互鉴，增强考古学界与社会大众对考古现象的接受、理解、认同。

出土的大批象牙，来自哪里？

第二位同学谈到三星堆目前出土了数量庞大的象牙制品，而现在四川盆地少见大象生活的踪迹，那么这些象牙具体来源地是从哪里来呢？王巍回答说，这个问题也是之前在直播间被问得最多的一个问题，根据目前环境的相关研究，在那个时期，黄河流域的气候相当于今天的长江流域，而当时长江流域的气候相当于现在我国南方的气候条件。并且在河南殷墟发现有小象的骨骼，并且铭文也有记载跟象有关的现象，因此不排除当时四川盆地存在大象的踪迹，只是环境的改变造成了大象的迁徙。

文化史的角度思考黄金来源的问题

第三个问题是来自环境科学学院的一名同学，她对三星堆发现的金器的冶炼和来源十分感兴趣，但对黄金是如何进行提炼，是因为偶然的因素获得还是其它方式较为疑惑。霍巍对这个问题进行了解答，他谈到，目前还没有找到冶炼黄金的作坊，如何提炼，是在附近还是在哪里，都是值得进一步探讨。但是针对黄金使用这个大的问题，霍巍认为可以从文化史的角度进行审视，黄金这一概念，有可能来自西亚，因为在甘肃、青海的草原、游牧文化有黄金文化的因素，他们会随身携带。在更西部的世界富汗等地区也有发现。这个问题背后可能就隐藏着三星堆黄金之谜，是一个文化史的问题，黄金权杖、青铜面具、黄金箔片，黄金的意义非常值得深入探讨。

提问结束后，霍巍表示，三星堆提出的问题比解决的问题多，同时也为在场的师生留下了几个思考题。首先第一个就是关于文字的问题，三星堆至今还没有发现文字，它是否能够成为没有文字也能创造灿烂文明的例证？其次是关于三星堆遗迹性质的问题，如果是祭祀坑，它是第一现场还是第二现场？是一次埋藏还是经过了多次埋藏？其祭祀的对象又是谁？最后一个是关于三星堆手工业生产方面的问题，三星堆所发现的青铜立人，究竟是在哪里制作的？是否掌握有一定的冶炼技术？

讲座最后，傅柒生进行了总结评论。他表示，三星堆是中国考古的一个缩影，但考古的魅力远不止如此，考古是个漫长的过程，也是个荣耀的事业。三星堆是古巴蜀人民的故事，而福建在史前文明中，也有自己的故事，要讲好福建的故事，需要通过考古去实现。最后他提到，希望新时代下福建的考古事业能够蓬勃发展。

  本次讲座由我校历史系和人类博物馆主办，人文学院团委协办。讲座前期进行了精心组织和宣传，内容兼顾专业性和科普性，吸引了现场和线上700余名考古爱好者聆听，取得圆满成功。

文：徐萱、马一童

图：郭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