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10月26日上午，厦门大学历史学系“双一流”建设系列讲座于线上举行。本次讲座邀请了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黄贤强教授，以《跨域革命与抗日——兼论东南亚华人研究范式》为题进行演讲。讲座由厦门大学历史学系水海刚教授主持，厦门大学历史学系陈博翼副教授与谈，包括“环南中国海区域研究读书会”成员在内，线上线下计有五十余名师生共同参与。

黄贤强教授（https://profile.nus.edu.sg/fass/chswsk/）

讲座伊始，黄贤强教授介绍本次讲座缘起于他的新著《革命运动·跨域人物·社会图像：东南亚华人研究与视野》。该书共分为三部分：孙中山与南洋革命运动、跨地域人物及其跨领域活动，以及东南亚华人社会的文化图像。讲座主要涉及其中第二部分，并兼论东南亚华人研究范式。接着，黄贤强教授以林谋盛、陈武烈这两位不同程度涉及跨地域和跨领域活动的新加坡华人作为个案，依次展开讨论。

林谋盛（1901-1944）出生于中国福建省南安县，16岁抵坡，先后入莱佛士书院、香港大学接受英文教育。20岁时，林谋盛继承父业开始经商，曾任新加坡中华总商会董事、福建会馆执委兼教育主任，成为其时的华人领袖，积极跻身政治运动中。1937年“七七事变”后，林谋盛在新马地区策动日本铁矿场工人罢工、参加陈嘉庚领导的新加坡华侨抗敌动员总会。1942年新加坡沦陷前夕，林谋盛忍痛留下妻儿，先后抵达印度加尔各答和重庆，受到国民党高层的接见。后来，他被中央海外部与中统局派往印度训练中国留印海员工作队，协助战时后勤工作。不久赴任中英合作的“136部队”马来亚华人区长，负责在印度监督培训及协助调度特工在英属马来亚的敌后情报工作。1943年11月，目见同僚深入敌后，林谋盛冒险偷渡到马来亚山区，在1944年3月下山布置情报网时落入日军之手，不久壮烈牺牲。1946年，英国殖民地政府为其举行盛大的公祭仪式，以军礼安葬；同时，国民政府追谥林谋盛为陆军少将；1954年，华人社会于新加坡伊丽莎白公园大道设立林谋盛烈士纪念碑。

综观林谋盛短暂的一生，他生于中国，于新加坡、马来亚和印度进行抗日活动，最后牺牲于马来亚，安葬于新加坡，死后得到英国殖民政府、中国政府、新加坡和马来亚华人社会的褒扬，尽享哀荣。但有关他的研究在各国中受到的重视程度亦不尽相同。林谋盛的英雄与烈士地位甚至引发了一些质疑的声音：林谋盛究竟是哪国的抗日英雄？对此，黄贤强教授认为，在林谋盛留下的亲笔日记等原始档案中，可以看到他为祖国抗日、为新加坡守土、为英国反攻马来亚，最终壮烈牺牲，其爱国精神可谓昭昭。

陈武烈（1874-1934）出身于新加坡显赫的土生华人家庭，陈家不仅是新加坡福建帮的领袖，也是长期领导新加坡华社的家族。他本人曾担任天福宫大董事、海峡英籍华人公会理事等职务，后来加入同盟会新加坡分会。1911年孙中山访坡时，曾下榻陈武烈的金钟别墅。民国成立后，陈武烈回国进行实业考察和投资，1931年出任国民政府侨务委员会委员，1933年当选华侨联合会主席，1934年病逝于上海。

黄贤强教授指出，研究陈武烈在学术史上有多方面的意义：首先，相对于陈楚楠、张永福等新加坡中层富商，陈武烈在南洋革命史研究中的讨论热度相对较低，但他却是极少数在南洋有影响力又公开支持孙中山的望族成员，其态度与许多对孙中山的反清革命避之不及的望族富豪形成鲜明对比。陈武烈的个案脱离以往对“典型南洋革命志士”的认识，深化、细化了对革命志士群体的研究；其次，陈武烈家族是典型跨域活动的家族，在新加坡、暹罗的华人社会都闻名遐迩；最后，身为归国华侨并当选华侨联合会会长的陈武烈，也可以作为了解华侨联合会这一组织结构与权力运作的理想个案深入讨论。

在结论部分，黄贤强教授援引他此前在专著《跨域史学：近代中国与南洋华人研究的新视野》前言部分提出的“跨域史学”概念：研究对象的活动空间是跨地域的，研究方法是跨领域的，“跨域史学”之名由此而来。跨地域研究要求注重多地点互动关系和比较研究，注重各地生活经验对研究人物的影响与联系；跨领域研究则要破除学术藩篱，吸收其他学科的研究途径与理论精髓，同时注重田野考察。这种跨学科领域与跨地域研究的方法能够适用于今日的大部分学术课题。

在与谈部分，陈博翼副教授认为，随着历史上的中国逐渐融入世界，跨域性也展现出不同的面貌，“从个人看全球史”在个案研究中方兴未艾。从跨学科内部来看，黄贤强教授将革命史范式引入全球史视角的研究方法也颇具启发意义。一方面，华人活动天然带有全球史的研究价值，而另一方面，其他领域如中外交通史的研究范式等都能对革命史研究有所助益；在跨学科外部，若能结合跨地域与跨领域研究方法，开展更多实地调研，学习人类学和社会学的范式，华侨华人研究必定会收获异彩纷呈的图景。

在交流环节，厦门大学公共事务学院李明欢教授、厦门大学历史学系主任张侃教授分别就华人在不同国家形象的异同点和跨域的边界性等话题发表了各自的看法。针对李明欢教授的观点，黄贤强教授认为，有赖于林谋盛自身留下的日记资料证实他的爱国之心与抗日贡献，他的烈士形象方能够在各国政府间得到一致认同。林谋盛既是为了协助祖国抗日，也是为了光复他已经落地生根的新加坡。部分接受英文教育的新生代研究者因对中国历史缺少理解，故对林谋盛的爱国烈士形象有所质疑，是为短视；针对张侃教授的看法，黄贤强教授认为，跨国主义隐含着国家的预设，然而这并不适用于东南亚部分地区无国家的历史。当民众出入境时，“边界”便从一个概念落为一种切身实际的感受。与之形成反差的是，本次所谈及的几位华人在出入新马时并不面临边境盘查的问题。“离散主义”等词并非摒弃边界，华人在资本交易、出入国境时，感受到的恰恰是非物质的、抽象的边界的存在。

黄贤强教授此次讲座是从研究例证提升到研究范式的理论性回应，通过回溯林谋盛、陈武烈的生平，考察他们跨地域、跨领域的活动，得观活动背后蕴含着的华侨的多重身份认同，这种认同与他们途径的各点各地交叉勾连，构成他们多元的生命体验。毋庸置疑，其跨学科与跨地域的研究范式将为今后的革命研究与华侨华人研究带来很大启发。

撰文并图：楼芷萱

校稿并审核：水海刚